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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新闻周刊》1979年10月15日报道北京先锋艺术家跟政治激进分子一起游行

挥别社会现实主义

二十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独立作家、艺术家及电影制片人主要来自上海,他们各自代表截然不同的风格,并支持毛泽东的革命运动。然而,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这种艺术意志及艺术许可的惯例则逐渐收窄。取而代之的则是所谓的“社会现实主义”,这一在斯大林所领导的苏联所倡导的艺术形式,通过中国文化传统对其进行丰富补充,成为中国的艺术典范。而那些一直相对新鲜的“西方”风格,比如表现主义、印象主义、唯美主义、存在主义、抽象主义和超现实主义则被日益边缘化。早在1942年毛泽东就在延安提出过艺术与文学应服务于“无产阶级”及政治目标这一观点。到了“文化革命”(1966-1976年)期间,在毛泽东的妻子,曾做过演员的政治局委员江青的引导下,这一指导思想被再度极端化。许多艺术家当时都遭到迫害,其作品被禁,有的甚至受到毁灭。

四川画家薛明德在北京民主墙前展示其画作(1979年)

抗争仅仅体现于个人领域。年轻的艺术家、作家用地下的方式给自己以及信任的朋友画画和写作。之后的公共文化活动也仅在国立学院和作家协会的框架内举办。

直到七十年代中后期才出现一些非正式的艺术家团体,敢于去尝试一些新的、不同寻常的东西,比如“无名画会”。

该画会于1979年7月在北京北海公园举办作品展览,作品已明显超越社会现实主义的概念限制。这些独立艺术家也不断地在“民主墙”露天展出他们的作品。

北京“四月影会”的《自然·社会·人》摄影展览 (1979年)

一个更为激进的背离则以与政治民主运动紧密结合的,由具有反抗意识的艺术家和文学家成立的“星星画会”和《今天》杂志为展现形式。

另一个性质接近的团体则是由摄影艺术家成立的“四月影会”,其名称源自1976年四月在天安门广场上发生的抗议活动。

依据中国传统的整体艺术概念,画家、文人、摄影艺术家、雕塑家和平面设计师之间的界限是流动性的,因此大多数人涉猎不止一个方向。

“星星画会”

“星星画会”在国外被冠以“星星(The Stars)”之名,其中文名称则具有更多意味,而且还有另一个涵义:该名源于毛泽东1930年所写的著名诗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正确的翻译其实应为“火星(The Sparks)”,可“星星(The Stars)”这个名字更加朗朗上口,虽是对原意的扭曲,却固定成为该团体的英语称谓。

该团体于1979年中旬由一些自学成才的艺术家朋友,也同时是《今天》杂志的发起者黄锐马德升等成立。曲磊磊杨益平李永存(笔名薄云)和钟阿城早期也同时投身两个团组的活动。不仅如此,木雕雕刻家王克平也带着他富于政治和情欲意味的作品参与其中。 在此之后不久,一些年轻艺术家,比如严力和他当时的画家女友李爽、军旅艺术家毛栗子和当时还不为人知的艾未未(“文革”期间被重点关注的作家、资深共产党文化骨干艾青的儿子)也陆续加入了该团组。大家将团组定名为“星星画会”且制定了会规,以举办联合展览为目标。

“星星画会”的主要成员(1980年8月)。从左至右分别为:王克平、曲磊磊、严力、李爽、黄锐、钟阿城、陈延生、马德升。

《今天》杂志
1981年4月5日在圆明园的读诗活动(1976年天安门抗议运动第五周年)
诗人黑大春

《今天》杂志的文学家们

 

古典中国艺术的概念是画、书(书法艺术)和文(尤其是诗)的综合。许多年轻的自主学习者练习多种艺术形式,“星星画会”的成员也与《今天》杂志社的编辑们有紧密联系。

比如画家黄锐就是杂志的版面编辑(或者按照如今的说法就是“艺术总监”),曲磊磊和马德升则定期为杂志制作插图,最开始还制作小型的原始木版画,直接胶合至每一期副本上。

创办人和主编是诗人北岛(原名赵振开)和芒克(诗人、散文作家、画家)。

除了“朦胧诗”以外,文章的重点总是与“文革”相关的情感与体验。它是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迷惘的一代”的文学,他们被学校的教育与无忧无虑的青春所背叛,而杂志社的作者们几乎都属于这样的情况。

《今天》杂志所收录的文章不仅有北岛的,还有舒婷、杨炼、顾城、多多、江河等人的,他们都是当代中国诗歌的知名代表。

与“星星画会”的艺术家们情况一样,在《今天》杂志的作家们当中也有关于是否要限制自己创意和文化主题的辩论,或是否应有意识的成为政治民主运动的一部分。

该团组内部是有分歧的, 那些主张搞“纯艺术”的人在这个社会大动荡时期基本也没有空间可言,最终甚至会影响到他们自己的艺术追求及个人生活。

北京美术馆外栅栏上的展览(1979年9月27日)
画作仅展出几小时
警察宣布禁止展览
艺术家与民权活动家于1979年10月1日在民主墙前集合,抗议展览停办的游行活动。其中一个横幅上写道“要求政治民主和艺术自由”
在北京市委(革命委员会)和共产党办公室前

1979年10月1日游行

 

1979年5月“星星画会”成员首次在一个北京私人公寓相聚,交流关于前卫艺术展的想法。黄锐和马德升还为此先与北京官方艺术家协会主席刘迅见面报备。

刘迅个人曾在五六十年代被打为“右派分子”并因此入狱十年。

当他看到在黄锐家里那些为了展览而仓促集结的作品。

他一开始非常动容并马上表示其向好的意愿,然而之后则通知他们在北京美术馆(今天的中国美术馆)的展览计划已经排至1980年,在那里举办展览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也没有给出其他可办展览用地的指导意见。

鉴于当时的社会时局还不稳定(主要是担心一年后一切又会完全不一样),画会成员决定直接在户外进行这次展览,而且将展出地方就设在美术馆旁边,越过美术馆的金属栅栏就可以看到。

为了不太早惊动当局,直到美展开幕前一天才开始张贴宣传海报。9月27日夜,艺术家们乘坐一辆借来的汽车将他们的作品(大约数十件)运往展览地,将画作与雕塑作品用绳子和钩子固定在美术馆外的金属栅栏上。“四月影会”的朋友们则准备好拍照。

数以千计的观众涌入参观,包括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主席江丰,一些国外记者也先后赶到,当然最终到场的是警察,要求停止展览并没收画作。

作品被放置在美术馆一个房间里并被锁上,部分政治上“敏感”的艺术作品为了避免被没收的命运,被朋友们迅速撤至安全的地方。

其后,尽管有艺术家协会的努力,与当局的交涉还是无疾而终。

在争取艺术自由的斗争中,与其为友的民主运动政治活动家们站了出来。

联合独立杂志的编辑们,艺术家们在1979年10月1日国庆节当天组织了抗议游行活动,从民主墙出发,途经北京市中心,直达北京市委。

 数以百计的激进分子参加了这一历史性的事件。游行队伍的第一排有徐文立和吕朴、北岛、黄锐、马德升和王克平。

游行要求“政治民主”和“艺术自由”,要求遵守中国宪法规定,允许独立艺术展览的举办。 警察已经做好了暴力镇压的准备,然而警察当局则要求游行队伍选择另外一条行进线路,避开天安门广场。

在党委大楼前,也就是北京饭店不远处,再度进行了演讲。虽然是国庆节,一名政府官员还是与抗议者代表见面,答应将他们的诉求进一步传达。

1979年11月第一次被授权举办的星星美展(包含黄锐的画作)
王克平的雕塑作品
1980年8月第二次星星美展的参观者(北京美术馆)
王克平的代表木雕作品《偶像》

“星星”美展

 

令人意外的是,抗议活动取得了胜利,当然部分也是因为一些著名的国家艺术家支持了该运动。1979年11月23日,“星星画会”被批准在北京北海公园画舫斋举办其第一次面向大众的前卫展览。

二十三名艺术家以“用自己的眼睛认识世界,用自己的画笔与雕刀参与世界”为主题,展出油画、水墨画、木刻、雕塑等作品,共为期两周。

1980年3月,官方艺术杂志《美术》第一次发表了著名批评家栗宪庭的文章,正面评价了该展览。

这一举动仿若冰破。1980年8月,由于前一年的多方努力,第二次展览在北京美术馆举办。相较第一次展览时的仓促和相对受限的规模,这次于1980年举办的展览可谓一场真正的成功。共产党喉舌的《人民日报》都为此发布公告,至少十四万人参观了这次的展览。

参展作品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从未公开展示过的实验性的业余艺术家作品。 展览主题则变为“我们不再是孩子了。我们要用新的、更加成熟的语言和世界对话”。

展品内容也丰富多样。一些艺术家尝试模仿一些伟大的西方风格,借用表现主义、野兽派或极简主义的手法。

一些艺术家则想将中式与西式艺术相糅合,尝试使用抽象主义、超现实主义以及在中国饱受压抑的女性主义等已经十年来都不受欢迎或被禁止的艺术形态。

只有少数人——以王克平和他的木雕作品为代表——敢于挑衅政治。他的作品《偶像》将毛泽东与佛陀的面部特征结合一起,成为“星星”展览的标志作品。

即便在之后还是有许多关于政治与艺术方面的讨论,即便许多艺术家不得不离开中国(有些还滞留海外),这对于中国来说,是艺术方面的首次开放,此影响至今仍能感受到。

但这一场开放限于艺术文化领域,在政治方面并未与此类似的自由主义的推行,也没有引领政治领域彻底改革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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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e chinesische Demokratiebewegung 1978-1981 – Erinnerungen der damaligen Akte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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