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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饥饿,反迫害,要人权,要民主”—— 上访者于1979年1月8日在天安门广场游行

为受害者及其后代争取平等权益

1978年末,以过度与任意为标签的文革已经明确结束,许多毛泽东时期政治斗争的受害者又重寄希望予平反。

民众遭受迫害的情况看起来极为复杂:二十世纪50年代初的斗争针对的主要是“资本家”、“大地主”或“国民党间谍”(及其他黑类)。到了60年代,则主要针对“右派”和党内当权派的批评斗争(甚至包括高官),然后是文革的无数受害者,最后是“黑类”,包括知识分子、老师或文化工作者,常因为被怀疑有反革命情绪就遭受打击。还常有普通人,仅仅因为其邻居或同事的打击报复就遭受非命。

任何未在头一个月就死亡或被判处死刑者,通常都会被送入刑事犯集中营或被丢进监狱(倘若尚存正常审讯程序)。

官员和文化工作者还常因“体力工作”或“转型”等缘由被农村地区所排挤,有时候其家人也连带遭殃,他们中的不少人还失去了在城市的居住权。其他人则被其单位或红卫兵软禁在家(名为“在群众的监督之下”),处处受到限制与打压。

《要求为遭受十四年精神折磨的人落实政策!》(1979年大字报)

政治受害者及不满者

当数百万政治活动的受害者于七十年代末要求平反和补偿的时候,他们使用了许多不同的方式:他们给政府写信或请愿,许多人提出公诉并将自己的经历写成大字报贴出。数万人前往北京或各省会城市,要求亲自与官员对话,在北京许多人在天安门的东南角的安全部办公室前静坐抗议。

中央政府和地方当局设立特别办事处和委员会,专门处理平反事宜。许多人要求撤销法院裁决,取消仍旧存在于个人档案中的诸如“反革命”或“阶级敌人”这样的政治划分称谓,以便回归原先工作岗位或拿回城市户口。还有一些人则要求拿回没收的财产或返回原来的公寓。不仅仅是“政治”上遭受迫害的人公开提出这些诉求,还有许多人只是在其私人领域或工作岗位上感觉遭到了歧视,也会公开表达其不满。在僵化的分级统治制度下,他们常常很久都找不到可以聆听其诉求并采取相应行动的人员。这些个人的愤慨情绪也在无数大字报中得以展现 。

一名大字报作者在民主墙控诉一起用刑致死案

第一次自发示威游行

11月25日,数百名游行活动者与上访者聚集在刚树立没几天的民主墙前,就无数话题展开了辩论:不断上涨的价格,以及诸如歌曲《东方红》一样承诺实现“救世主”的毛氏颂歌。一位发言者要求政府、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之间权力分离,另一位发言者则直接抨击了文化革命。

1978年11月27日则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这可能是自1949年以来第一次自发的抗议政府和共产党政策的大规模抗议活动。大约有十万名示威者冒着严寒经过新华门前往天安门广场。新华门象征着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执政所在地,“反饥饿”、“反压迫”以及“要民主”、“要人权”这样的仓促写成的标语清晰可见。仅仅是提出“人权”和“民主”这样的概念已是一种挑衅行为。(点击这里,观看美国 ABC 电视台由 Jim Laurie 制作的报道,在视频的2分20秒可看到这样短暂的一幕。)

傅月华于2009年于原民主墙所在地接受“自由亚洲”电台的采访

傅月华

将上访者组织进行联合行动的中心人员是一名当时31岁的女子,名叫傅月华。她视自己为当局长期的受害者。据称,一名上级官员于七十年代中期利用她对他的依赖关系,多次对其实施强奸。

她无数次向更高级别单位投诉此事,最终结果只导致她失去工作,并受到威胁与诽谤。1978年底第一次集会示威之后,她加入了在北京市中心搭设营地的众多上访者,并自己写了一些大字报。1月初,她成立了“上访公民联合会”。1月8日在周恩来的逝世纪念日,她再度组织街头示威,并批判共产党及所在政府。

当局花了十天时间才对此挑战做出回应。1月18日,傅月华被捕。差不多一年后,以“扰乱公共秩序”及“造谣”罪将其判处两年监禁。

在她被捕之后不久,民主运动的代表就开始实施行动。他们派代表团前往监狱和公安局。她的事件也成为民刊的核心讨论焦点。《探索》、《四五论坛》和《中国人权》都站在她那边,要求对她的逮捕做一个清楚的解释并要求将其释放,将她的命运书写为宪法所规定的自由思想表达和集会权利的检验石。

关于过去一些不公正的对待还是在继续的处理中。超过三百万名文革受难者和五十万名在五六十年代政治运动的被迫害者——根据官方统计——在毛去世后的几年间得到平反。有可能在地方上还有很多人没有通过正规渠道获得平反,但也在集体的决议和赔偿措施中获益。位居高位的官员平反迅速,而普通平民则需要自己处理。平反过程通常极为漫长,很多人在被下放或受压迫多年之后还未得到处理。

一份张贴于民主墙的上访者大字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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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e chinesische Demokratiebewegung 1978-1981 – Erinnerungen der damaligen Akte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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