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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墙,北京,1979年6月(照片中央穿印花T恤衫的就是作者欧普雷)

大字报

这是一种彻头彻尾的中国现象,在大幅的纸上手写口号或文章,张贴于公共场所,以供他人阅读。大字报可以用作官方或个人的声明、政治口号或商业广告宣传,也可以用于辩论或批评。

毛泽东将这一现象归结于三千年以前,当中文文字正式出现的时候,现代中国则在1911年辛亥革命时期开始使用大字报。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大字报才在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活动中真正发挥重要作用。

文革期间人们就曾说“四大”,指“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四大“自由”并非西方意义上的自由。大字报在那个时候主要是用作批判敌对势力和敌对官员,也用来对共产党及其领导表忠心。在六十年代末,红卫兵们的大字报则主要是用来描画对“伟大领袖”的褒扬之辞。毛泽东自己也写过一张大字报,就是1966年8月的《炮打司令部》,并由此引发了暴力文革。

经过多个时期的变化与斗争,中国的大字报有时候成为“公允的”表达对国家机器下的干部、个人工作条件或生活的不满意见的平台,成为了被严格控制的官方媒体所无法提供的向公众传达个人意愿的工具。

黄锐的素描《民主墙》
民主墙前的集会
民主墙上张贴的文化杂志《今天》
在民主墙前售卖民刊

1975年宪法

1975年,遵照毛泽东和文革的思想,“四大”被正式写入中国宪法,这一条款也经常被七十年代末的大字报作者所援引。

由于1978年深秋,于北京及其他城市,出现了有关政府、党内高官以及毛泽东的批评大字报,并第一次出现了“人权”、“民主”这样的词汇,并要求更进一步的深化政治改革,这无疑表明了中国的知识分子、文化及政治精英这些年来对未来的深深担忧。社会革新要进行到什么程度?共产主义革命的哪些理想在未来依旧有效?两年前去世的“伟大领袖”毛泽东的理论需要接受多大程度的质疑?是否富足的西方所拥有的那许多概念与规划——无论是经济上的还是政治上的——对中国完全无用?

1978年的中国还处在一种意识形态上的真空状态。也因为这样,给了许多思想与辩论以空间。毛泽东的接班人,主席华国锋的能力比较弱,个人魅力也不够,邓小平于1977年平反之后,就马上成为极有影响力的领导人,华的影响力则进一步下降。

共产党的老一辈革命家中有许多都在文革期间受到攻击或迫害,而其他那些总是及时站队正确的人则继续坚信毛泽东的革命理想,并对邓小平所支持的经济改革抱持怀疑态度。真正的“改革派”,已经注意到了政治上的大变动,其实还是少数派,通常也不能公开表达他们的想法。这包括一些年轻的官员和亲共青团书记胡耀邦周围一些文化人和记者。

1978年到1979年,政治局面开始明朗,邓小平在许多政治事务上取得了最终话语权,而这也——有时候也用意想不到的方式出现——对“民主墙”和大字报的出现、持续和最后被禁起到作用。

最开始,大概是1978年10月,在北京市中心的许多地方还有 “上访者”和其他政治文化团体,比如贵州的启蒙社,他们就常张贴引人注目的投诉信以及宣言:就在天安门广场东侧的王府井购物街(也是共产党喉舌单位《人民日报》所在地),沿着长安街,靠近中南海入口处原本老皇宫的一部分,或者在海淀区的高校里。吉姆•劳瑞(Jim Laurie)为美国广播电视公司ABC制作的电视报道细致描述了1978年底民主墙的状况。法国汉学家贝罗贝 (Alain Peyraube)在12月的最后一周使用一架超8摄影机记录了民主墙的一幕幕场景。欧普雷也于1979年6月拍摄了一部影片。有关西单民主墙(1979年)以及月坛公园(1980年)的照片,请点击此处观看

下班后以及周末,成千上万的人簇拥在大字报前
艺术家薛明德的展览
位于英文书写的中国和美国之间的“爱”字
1979年12月6日及7日夜,北京市政府派清洁队清理民主墙
西单民主墙被清理后
月坛公园里仅有少数感兴趣的人还前来读大字报。
大字报登记处
所有文章都需要登记盖章

西单民主墙

1978年11月底,位于天安门广场以西大约两公里处的一条长达200米的砖墙,成为了大字报与独立政治活动的中心。

这堵墙就在公共汽车中转站西单站附近,在那里,成千上万的人——上班的人、购物的人、从外地来北京的游客——都从那里经过,或在那里转车。据称,11月19日这里张贴了第一份大字报:是一名资深的共产党干部的儿子对毛泽东文革期间关于阶级斗争的“错误思想”的批判。

所有路过或搭车经过的人都能很清楚的看到墙上内容,墙前宽广的人行道也可以容纳大量人群在此观看、阅读和讨论文章。

业余艺术家们利用这片位置展出他们的画作,新的自创刊物也在这里被兜售。有一篇文章将这里称为“民主墙”(并不清楚究竟谁是第一个这样写的),这一称呼直击人心,变成了中国其他地方张贴批评性质大字报的地方的代称。

民主墙之所以能存在这么久,主要归功于邓小平的个人干预。同样也是因为他,数月之后,民主墙被移至月坛公园,随着时间流逝,民主墙不复存在,大字报也被禁止。

1978年11月28日,邓小平接见了美国记者罗伯特•诺瓦克(Robert Novak)并接受了其两小时的专访。访问中,他被问及对大字报的意见。

邓表示,这是“好事”。他在之前几天会见日本社会党的政治家时,也表达了类似观点:“这是正常的现象,是我国形势稳定的一种表现。” 这一采访内容被《人民日报》连同社论一同发出,以支持言论自由。

到了1979年3月19日,由邓小平拟定的法规正式施行,所有的公共政治观点都必须符合四项基本原则,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和“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对于“西式”民主、多党派制度或者思想及言论自由的支持随着该法规的实施而销声匿迹,即便这些法规的贯彻执行也需要两年。

《探索》杂志的创办人魏京生立即对邓小平的做法作出反应,称其为与毛别无二致的独裁者。

邓显然被此言辞激怒:魏京生及其他一些激进分子于3月29日被捕,之后警方又驳回了要求释放被捕者的维权人士的要求。对于民主活动人士的制裁暂时还是有选择性的,“民主墙”也还暂被允许存在。

1979年12月6日,民主墙已一年多的时候,北京市政府正式决定关闭西单路口民主墙。

依据该法令,大字报只允许在北京西郊的月坛公园继续张贴,且写大字报者必须出示身份证件并予以登记注册,大字报也需盖上授权印章方可张贴。

只有很少人会在这种情况下,还继续张贴大字报。而位于西单路口的民主墙,市政府则派遣清洁队于晚上将所有大字报撤掉,并将墙面洗刷干净。

1980年1月16日的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发表讲话,将批判意味浓重的大字报与民主运动视为政治死敌,攻击了“所谓的民主派”和“持不同政见者”,认为他们是“不稳定因素”。

邓还要求删除宪法第四十五条(可以保护大字报存在的四大自由条款),并于1980年9月获准实施。之后不久,月坛公园那几乎不再被使用的民主墙也被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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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e chinesische Demokratiebewegung 1978-1981 – Erinnerungen der damaligen Akte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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