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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不完全统计,] 当时在北京、上海、天津、贵州、武汉、广州等地出现的自发组织有八十多个,其中有些是由少数坏人控制和把持的。这些由少数坏人控制和把持的组织,打着“民主”、“自由”、“人权”的招牌,举行集会游行,张贴大标语、大字报,散发传单,印行刊物,发表宣言、纲领,提出口号、主张,进行各种违反宪法和法律,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影响国家安全,违背人民利益的活动。

在北京,从1978年10月下旬开始形成的“西单民主墙”,被他们用来作为宣传和活动的阵地。

1979年元旦,在中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的日子,“西单民主墙”上贴出署名“一个中国青年工人”写给美国总统卡特的信。此信崇拜西方而贬损祖国。信中请求卡特帮助他实现到美国去的愿望,[“我想看看你们国家究竟是怎么象魔术师一样创造了那么多财富”,有什么秘密“让人们那么自由而又总是能够保持‘安定团结’的局面”;说“而在 我们生活中仅仅因为没有先例,便足可以把一切美好的事物扼杀了”。]

1979年1月6日,任畹町等七人贴出一份油印传单,题为《中国人权宣言》,宣布成立所谓“中国人权同盟”,提出12条纲领,自己交给外国记者,公然要外国人干涉中国内政。声称“本同盟要求世界各国人权组织及公众给予支持”,要求美国总统“关怀”中国的人权。

北京市一个女工同一些上访人员组织“公民上访团”,在一些组织的支持下,在天安门广场打着“反饥饿、反迫害、要人权、要民主”的横幅游行示威,到新华门请愿,围观群众几千人,阻塞交通1小时。1月18日,北京市拘留了这个女工,“中国人权同盟”等七个组织和油印刊物即发表“联合声明”,并策划在西单民主墙召开万人控诉大会,会后到中南海请愿。

西单墙上不仅大字报越来越多,而且出现了一些油印刊物。其中有:《探索》、《四五论坛》、《科学 民主 法制》等。到3月,北京自发刊物发展到20个,大字报和刊物上有不少内部情况和材料。魏京生和他的《探索》是其突出的代表。

魏京生是北京公园服务管理处工人,油印刊物《探索》的主编。1978年12月至1979年3月期间,以撰写和散发文章和刊物为手段,煽动推翻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他诽谤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比江湖骗子的膏药更高明一些的膏药”,污蔑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制度“是披着社会主义外衣的封建君主制”,煽动群众“不要再相信独裁者的‘安定团结’”,“把怒火集中在制造人民悲惨境遇的罪恶制度上”,煽动要“把权力从这些老爷们手里夺过来”,即从五届全国人大任命的合法政府“手里夺过来”。他写的这些文章,有的张贴在西单墙上,有的登在《探索》上。这个刊物曾在北京、天津广为张贴、散发、出售。《探索》等组织的一些人还想出各种办法同外国人联络,企图借助国外势力达到他们的目的。每当他们贴出大字报即给外国人打电话,通知他们去看。[1979年2月] 我国对越进行自卫还击战的第四天,魏京生向外国人供给了 [我国参战部队的指挥员姓名、出兵数目、战斗进展和伤亡人数等] 军事情报。

贵阳有8个工人,到北京宣布成立“启蒙社”,总社在贵阳,北京设分社,发展到30多人。他们极力宣扬资本主义世界的所谓“民主”、“自由”、“人权”观,多次同外国记者接触,还用大字报给卡特写信,把美国总统当作“救世主”,要求到美国“访问”。3月,“启蒙社”有几个头头又在北京成立所谓“解冻社”,发表宣言,公开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说这是分裂人类的,扬言要“取消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和一切形式的专政”。

广州市北京路中心,也成为贴大字报、发油印小报的场所。油印小报《人民之声》,其中就有反对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言论,如“舍得一身剐,敢把共产党拉下马”等等。

武汉也有个民主墙,后来又有“四五学会”,同北京的同类组织等相呼应。

在上海,有所谓“民主讨论会”,也叫“振兴社”,其中有些人诽谤毛主席“比希特勒还希特勒”,打出大幅反革命标语诬蔑毛主席;鼓吹“万恶之源是无产阶级专政”;还要“坚决彻底批判中国共产党”。他们认为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好,因此中国现在不是搞四个现代化的问题,而是应当实行他们的所谓“社会改革”,也就是搞资本主义那一套。他们公开声言,他们的任务就是要解决“四人帮”没有解决的那些“走资派”。他们中间有的人要求到外国去“政治避难”,有的人甚至秘密同蒋特机构发生联系,策划破坏活动 。

上海还有个所谓“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促进会”,诽谤“共产党现在已经没有威信”,“打倒共产党就是人心所向”,“要改变制度”,“用资本主义管理国家”。还声称“要利用目前社会矛盾,造成政府与人民的对立,彻底摧毁社会(主义)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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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e chinesische Demokratiebewegung 1978-1981 – Erinnerungen der damaligen Akte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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