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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维邦简介

 笔名孙丰,1943年生于山东省青岛市。1979年,民主墙运动时期创办青岛民间刊物《海浪花》。1980年,与徐文立、王希哲在北京策划组党。1981年1月与徐文立、郑钦华发起民主建国促进会;四月被捕,判刑一年,关押一年半。1989年,因支持学潮,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刑十二年。1999年获假释出狱。2000年夏,经越南偷渡至法国。现与妻女定居巴黎。

采访孙维邦 (2014年4月28日在巴黎侯芷明的家)

孙维邦:我每天看报纸、听广播,就是因为往常的有一批学生或者是知识界的在那贴大字报,在那演讲。每天都能听到。当时的共产党的电台每天广播,在青岛,当时我觉得挺振奋的。我就想,是不是我也要干?我就这样想。我也曾经和我的家庭说过。他们说,干什么干,你不要去找事情。可是我有个愿望要做,我就想那个时期是中国最好的时期。那个时期的人民日报的舆论都认为中国可能再也没反革命,而且在报纸上发表一些言论,就是我们也可以和美国、英国比较了,我们也不当反革命了。我还和我当时一个很优秀的邻居(讨论这事儿),他说,是啊,这一次进步太大了。所以我就去想也,但是一直也没动。

到了1979年过春节,中央电视台的广播员赵忠祥带着一批人去了天津,在天津访了一个人,叫苏阿毛【音】,是一个无缘无故做了17年间谍,一个写诗的,不记得在哪个国家发表了很多诗歌。当时,他总是抱着邻居的小女孩,后来这小女孩就经常到监狱里去探望他,一直探望到释放那天,就嫁给他了。赵忠祥给他主持的婚礼,我感动得不行了,满面流泪。两三天以后,我就拿着一个毛笔写大字报,写了也不知道几千,也没草稿。当时我的家里人也都不放心,因为我已经做了三四年的反革命了。大家都不高兴。所以说千万不要去,我说我不行,非要去。

最后我跟我母亲说,我看的我写的受欢迎,我就会贴出去。我觉得不好我就回来,就算了。312号,我就去了。那天,我就到所有贴的地方都看了一下。他在那儿卖《探索》,我想这就是老魏。可是我一个人怎么办呢?我在那儿找了个小桶,买了点面粉,找了开水烫了烫,就贴到墙上去了。一开始我一个人贴,希望他能过来帮我一下,因为我自己太忙了。这时候有一个人来帮我,是贵阳的李家华,启蒙社的李家华。他在北京。我那时候把魏京生的、任畹町的、李家华的、黄翔的写的都读完了,我才贴的。贴完的时候,都晚上五点了。可我贴完就走不了了,因为读的人太多,出来都有点困难。他们都围着我,我说不行,我要走啊。我就到我叔叔家去住了。我叔叔一见我,说:你也来【?】呀?我说没有。不过他已经知道我那时候干什么了,他也没说什么,我就住了一夜,第二天我就回到青岛了。

第二天我走到民主墙的时候,看到好多人在那里录像。当时已经拿着梯子在那儿录了。我不认识什么是录像机。还有人拿着录音机在录,因为太长了,也没有稿子,他们就自己录。我认识了孟良【音】,就是国务院的。还有王冲【音】。他们家都是薛暮桥【薛暮桥,19042005,经济学家,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 】的助手。当时孟良已经是了,王冲还不是。还有一个人民日报的也在那儿录。他说,就是他。我还以为要抓我呢,就把我拉走了,去吃饭。我说不行,我两点钟火车要走。他就拉着我一直吃饭吃到两点钟。然后,我就回到了青岛。我当时只想贴个大字报,没有别的打算。

可是回到青岛以后,我累得不行,睡觉,第二天一上班,传达室说,哎呀,你怎么这么多信啊。我一看信都是北京的,我就知道我再也下不来了,非做不可了。收到信我看的第一封是徐文立的,因为他的字很特别,龙飞凤舞的。有一个人字写得特别好,是《戏剧报》的总编,叫于建昌【音】,写得又笨拙又秀美。再就是王军涛的。后来每天都收到很多信。我想,我可能陷在这个圈子里了,出也出不来了。再之后,就收到包括广东在内的全国各地的刊物,北京的刊物也收到一些。这期间,我从广播里也听到,各地广播我的大字报,特别是台湾中央社广播得最多。我也受到一点鼓舞,意识到自己再也退不回来了,只有继续活动下去,因为跟大家的往来也频繁了。

这时候我还没有打算办一个刊物,我就写了些文章,发给北京的徐文立,让他把它们张贴出去。除了他以外,还有不少人愿意给我张贴,我就也捎给他们,他们也不断地贴。到了五月份,我家来了一个女孩子。我妹妹说有人来找我,我一看,她正在我妹妹床上睡觉呢。等她醒过来,她照了些我大字报的照片给北京,了解了一下我的情况。

采访人(Helmut Opletal/欧普雷)她是什么人?

他在青岛有三四十个学生,这些人就是他的学生。所以不是我要办,是这些人要办。他们连着去我家,在我家讨论、商量。因为他们都有在官方的杂志报纸上发表过的作品,而我一点没有,所以我当时很高看他们,觉得他们有水平,我比不上他们。但他们就愿意在一起开会讨论,说起来没完。他们也确实有知识。我除了知道文学家,其他欧洲的名人我知道得不多,但是他们就很熟。但他们始终没有把刊物办出来,最后我就自己一个人,没等他们,就把刊物办起来了。可能是七月初,发表的第一期。发表的时候我去找过他们,领头的那个说,我们这帮人,光能瞎吹,干不起来,给你耽误了时间了。我七月三十号就出了《海浪花》第一期。我说了要往下继续办,但我感觉力气太不够,但是没办法,我就自己一个人写、一个人刻。头几期都是我一个人做的,把我累坏了。我家里人就说我,你太累了,也不睡觉,受得了吗?我说没办法,往外吹牛吹出去了,不办能行吗?所以我一个人办了四期。

有一天晚上有个人在喊我名字。他不知道我叫孙维邦,以为我叫孙丰,就在外面喊。我就下去了,把他叫上来了。他也是青岛人,住的离我很近,叫姜福祯。虽然住的很近,但他是北京方面来找我的,他跑徐文立那儿去了。徐文立让他来找我,他就来找我了。这是帮助我做的第一个人。但是他也不会写字,好像知识还行,但是字写得很不像样子,看着很费劲。他比我小十五六岁,不管多聪明,也不可能写出一个成年人的作品。他发表的作品都是我改了的。他这样帮我了一段时间以后,有一天,我在单位工作的时候来了一个人找我,就是陈仲祥【音】。陈仲祥拿了《青岛日报》,可能有他两篇文章,叫我老师,给我看。我说别叫老师,互相叫名字就行了。他说他要跟我办《海浪花》, 我问他谁跟他说的,他说他妹的老师,就是牟传珩【牟传珩,男,1955年生于律, 1973年被选调青岛市工作,1981年元旦在青岛汇泉万人会场上,公开组织公民集会,登台发表呼吁“言论出版自由”的政治性演讲】他们那个共同的老师,老薛这些,有一个共同的老师,叫做蒋又新,青岛很有名的一个思想家、教育家。结果当了副市长。应该说当副市长这件事还没宣布,组织部的调查信下来,他就死了。就是这样一个人要姓陈的去找我。陈仲祥这个人现在也已经死了。他找了我一段时间之后,现在知名的牟传珩带着十几个人去找我。

那天晚上大概一点,一敲门我就知道陈仲祥来了,带着牟传珩。我跟牟传珩谈到天都快亮了,他才离开。之后他们就经常十几个人来找我。我当时并没有想接触他们,因为我当时已经36岁,他们最大的才二十二三岁,小的才十六七岁。他们写的东西我也看不太好,写得太孩子气,没有分量。另外一种感觉就是他们也经不起考验。所以我就不愿意接触他们。他们对我也不满。当然因为我个人方面也有些缺点,就是我个性雷厉风行,老喜欢做事很快,不做完不行。他们说的时间多,做的时间少,所以我接触他们也比较有困难,我故意地表示出一种不满来,希望能让他们离开我。但是他们也没有这样做,一直就这样很勉强地维持着。

这期间有一段时间,北京有个叫做吕朴人去找我。他家是官员家庭,知道些事情。他就去告诉我。见了两次以后,我们又要蒋桥区【?】住了一夜。在吕朴离开以后,当时还有些人来找我。当时我有一个弟弟也住在我那儿,他老是去 Yinying【音】,刚毕业,刚考完大学。我说你刚考完大学,不在家等通知干什么?他说他知道,心里有数。我说你有什么数啊?说他有数肯定考不上。他在我那儿。我有时候找不到他。他也爱睡觉。有一天来了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孩子,我以为她是来我弟弟的,以为是他同学,她却是来找我的。谈话的过程中我才觉出她不像十五六岁,但是她长得很小,不像成年人的样子。穿戴方面看起来不像一般家庭。我到现在都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

这个小孩子每天估摸着我快下班了就去找我,我也愿意跟她谈。她长得很漂亮。我们全家都问,怎么这么小个孩子来找你?我说不小了,她跟我说她都26了。好像我们家里人也都喜欢她,喜欢得不行了,说怎么长得这么显小呢?她也不告诉我姓名,她在青岛的期间,只是跟我谈,后来给了我很多各种通讯,可能通讯上有她父亲的名字,她就用个小刀把这个名字都抠掉了。给了我很多通讯。有些刊物一天两本儿。所以我后来写的文章就有很多这方面的。后来这些都让公安局拿走了。有一天我在工作的时候,有个跟我关系很好的同事跟我说,山东省委找我谈话,我问谈什么,原来是找他们谈话,了解我的情况。

采访人:她给的那些通讯是讲什么方面的事情呢?

孙:就是共产党内刊,讲的都是很黑暗的东西,压迫老百姓,然后老百姓写信之类的,还有些苏联的事情。在这期间,我一个同事跟我说,来了些人是搞你的。我说搞我的,我有点儿害怕,以为是来抓我的。我同事说不让讲,已经采访了他们好几天了,他只能把他知道的事情讲给我听了。说也不像要来抓我的,专说我好的方面,要他们接受我。我就有点拿不清了,就自己去找这帮人,但是没找到。找到我单位那个书记王耀【音】,问是谁来找我,他说不知道。我一回家,这个女孩子就来找我,每天十一二点离开。

有一天突然就说出单位调查的事情来,我说我知道你是谁了,你应该不是北京的,而是山东省委的吧?她说不是,虽然她知道这些事情,知道对你的全部调查,但是她不是这里的人。后来她就要走。经过这十几天,我感觉我很喜欢她。她的谈吐也很好,而且还会弹钢琴,反正当时我很喜欢她。当时我家房子才重新修,虽然不是最好的,但也不差,她就说她要是以后来住什么的,我就高兴得不得了。她说她要走,我们全家都以为她走了,结果那天晚上她又来了,说她舍不得走。

我知道她跟毛先宇【音】住在一块儿,在八大关那里。这期间我还碰到六件事情。贴完大字报的时候,有一个人写信就说要来找我。他把他写的一些材料给我看,有写给薛暮桥的。这些信看完了就放在那里了。结果这个女孩儿刚走不久,这个人就突然来了。我问他是干什么的,他就拿出一个纸条给我看,原来是跟我通信的这个人。他是打算来绑架我,说要我一定跟他走。我没有处理这种事情的能力,有点儿害怕。他说他要起义,要灭掉共产党,要我也去,把我吓坏了。我就去找了陈仲祥来处理这件事。其实陈仲祥也毛毛躁躁的,也没有处理这种事情的能力。

有一天晚上,陈仲祥、我、还有一个跟我年龄差不多的崔玉英【音】,我们商量了一个晚上,也不知道怎么对付这个人。其实这个人的全部活动已经被公安局监视了,但我们不知道。后来我害怕了,通过单位跟省里来调查我的那个人说了。那个人很老练,也有技术,说他去,就跑去喊了一通,把他吓走了。说给他十块钱,叫他走。然后给了他十个包子,把他打发走了。那几天就像解放了一样,真是吓坏了。

后来我让陈仲祥把这件事情告诉徐文立。这期间,我总是按时把我印的《海浪花》发出去,我感觉到能够跟我合得来的就是当时的徐文立,跟其他身份的朋友好像配合得不是很好。他们有一种想马上干掉共产党的意思,但是我当时想不到这样,不知道是我错还是他们错。我说的是,咱们宁可把办刊的时间拉长,也不要被抓起来。跟很多朋友都这样说,写信也这样说。可是大家也不听我的。

这期间徐文立要我去一下,说叫上王希哲,要跟我商量。我去了以后,就住在甘家口一个旅馆里,结果正式开会时,去了很多人,二三十个。北京很多人都去了,他们都不知道有会议,就是来看我的,搞得我很紧张。而且我初来乍到的,说不上很多话。那天,我们三个就开了个会。本来开会我们三个都应该讲讲个人的事情,但是被王希哲一个人把时间都占去了,我一句话都没说成。也就因为这件事情,我占了很大的便宜。共产党判刑的时候以为我不重要,就把我撇出去了。他们刚一走,徐文立也不知道这件事,旅馆就把我扣起来了。来了几个女的,问我是哪里的,我按照徐文立教我的说的,结果他们说,你说山东话,怎么成了顺义【当时北京的一个县】的人,我就没话说了。她们几个一问起来就没完,天又热,我一头汗,这就是假装的警察和旅馆的人把我弄在那儿,我都没辙了。后来有个姓鲁的女孩子来找我,可能他们觉得当着这个女孩子的面不好意思把我怎么样,就撤退了。徐文立直到上一次来找我,才知道这件事。我一直没有和他说过。到现在他还不知道那天警察扣留我的事情。

不过散会之后,我回到青岛,再没有人关心这件事情,所以我以后想说,也忘记了。直到前年,徐文立来的时候,我才提起这件事。到了北京以后,徐文立就带着我这里那里玩了一通,我自己也瞎跑着玩了一下。这都对后来我被抓起来的审判有利。后来抓起来的时候问我去北京干什么,我就说我去找那个女孩子,因为我想她。他们知道她是谁,说她能理你吗,那么高贵的人,你也不看看你什么样子?然后他们就认为我是真的去找这个女孩子的,审案报告上就是这样做的结论。另外判我最轻的一个原因,就是王希哲把讲话的时间全占了,那个录音上没有我,我一句话都没有。我当时不知道,放出来以后才知道。虽然北京、广州把我计算上了,但是青岛没计算,把我这个算一个独立案件。

而且,我料到了那个期间要抓人,所以个人方面也做好了应对的准备。我给傅申奇、王希哲写的信都是劝他们,说一定要遵守邓小平说的原则,不要反对共产党。虽然我写的文章不是这样的,但是我写的信是这样的。有些人就说我怎么成了共产党的人了,写信也骂我。骂就骂吧。但是我就是为了救我自己,有这个意识。写这些信,就是为了一旦抓起我来,这些信能有些作用。后来果然起到作用了。

1982年、1983年经常在上海的时候,傅申奇问,青岛去调查我的时候,你们青岛的警察真是奇怪了,一个矮个子,开会讲得特好。我问讲什么?他说专门要我们讲对你有利的话,不利的话他们不愿意听。后来检察官对我的起诉书就引用了我劝导他们的话,检察官跟法院说,我们也注意到孙维邦是犯罪组织的,但我们已经批给你们了,因为他写信给他的同伴们,是有劝导情节的。但是也有我的一个问题,在抓住我的第十二天,我也妥协了。虽然青岛对我判得最轻,但是抓捕的时候规模最大。抓我一个人,不知道出了多少汽车,把两条路全用探照灯照亮了。当时还有武警,把那几条路都围起来了。我父亲当时已经完全瘫痪了,起不来。当时抓我的时候,我就直接过去了,说,来吧。警察就笑了,把我抓了。到了监狱还笑这件事。

审问我的时候很多人,审讯室大概有四五个房间合起来那么大,在青岛也算个像模像样的地方了。我就觉得审问的人看着眼熟,但是想不起来了。过了几天才想起来,在抓我之前几天,有一天吃完晚饭来了一个人,骑着自行车,说是十二中的校长,问我是不是孙维邦,说受市委书记的委托,要我明天下午去参加市委直属干部大会。我说我一个平头老百姓,什么时候变成直属干部了。他就说我一定要去,去了对我有好处。我就知道要抓我,没有去。第二天开大会开了一天,我没去,他晚上就又来了,说——当时那个书记是刚调过去的,叫做李志文【音】,之前是沈阳的市委书记——说李志文书记说了,那个人今天没来,没意识到我们今天是救他,希望明天能来,怕过了这两天就不行了。可我也不敢跟我母亲说这个意思,扛了三天就来抓我了。那自称十二中校长的人原来就是个警察,叫刘文【音】,是预审科的科长,原来是十二中的教导主任。

第十二天我妥协的原因是,当时我很困,因为不能睡觉,他们把我弄出去,问我那些东西放哪儿,我都糊涂了,说放在校长那里了。就是姜福祯【音】那里。其实有两个姓姜的,另外一个是个常去找我的女孩子,是陈仲祥带来的。我把许多重要的东西都放在这个女孩子这里,没有放姜福祯那里。就因为我说错这句话,他们就把姜福祯拉出来了,我一看拿错了。他们就说我说错了,还有一个姓姜的,是谁?我们知道。我一听,摩托车和汽车开出去的声音。我们家有爸爸妈妈、两个妹妹加我。把我和两个妹妹都抓起来了,两个瘫痪的人放在家里。我一开始不知道,后来来了电话才知道,告诉我她们在市北局,老爸老妈还得活下去,没人照顾,要我赶紧招了。我就这样妥协了,全招了。

当时审讯的结果,青岛市一定要把牟传珩判刑,判得比我重。但是他们接到北京那边的指示是说一定要判我,判不判牟传珩他们不管。在邓小平发出抓人的讲话之后,青岛这边虽然我在干,我都是偷偷地干,牟传珩就公开开会、发传单,我觉得这不好。这件事情我到现在觉得挺委屈的,我当时对他发火,主要是要保护他,觉得他们太小了,我坐监狱我值得,因为我已经三十六岁了,他是小孩子,坐什么监狱。所以我拒绝了他们,可是他们把我理解为瞧不起他们。

另外,他们就是直接跟共产党对抗,而且他们还开会说我是革命派内部的反革命,这些造成青岛市委对我有种同情。而且我爸妈都瘫痪,快死了,所以警察也同情我,想放掉我。起诉过程中有两次准备放我,没放成。这是我出来以后知道的。后来律师跟我说,要小心,青岛方面要放我,是因为书记处发出了对于全国被捕的人,可以判刑的这个文件。发出这个信号之后,青岛的意愿是放了我。如果等到判了几个例子以后再放,就放不了我了。

当时天很热了,我还穿个棉衣,把我叫出来。出来听到有个人喊孙大哥。回头一看,大胡子,他喊了我好几声我认不出来。是牟传珩。当时狱警说你们俩不要说话,回家以后再说。我觉得,那时候牟传珩真心实意跟我说了一句话,说,孙大哥,对不起,我们真不如你。这是我觉得牟传珩一生跟我讲的最真诚的话,他们意识到自己小了。

后来到了法院,念了判决,判了我一年多徒刑,牟传珩判了两年管制。放了之后我一回家,看到我爸爸,真是看不下去。我母亲已经不行了,如果我再晚一点回去,他们可能就都不行了。第二天早晨七点钟,我把我妈送到十里塬【音】,医生是个北医的硕士,姓徐,建议我,说我母亲不行了,没必要再让她吃这一刀,我说原来跟那个吴医生说的不一样。我说我给我母亲治病,你不用负责任,你给她开刀就是了。开到一半,出来说原来是胃下垂造成胃梗阻,吃不下东西。开刀不久就好了。我母亲去年才去世,活到99岁。真是幸亏那个时候共产党把我放了,如果不放,她早就死了。

现在网上有些文章分析我当时被放的原因,或者认为那个女孩子起了什么作用。我觉得那个女孩子没起作用,放我的原因是我自己造成的。一是我投降了、妥协了,二是我做过一些准备,给大家的一些信成为对我有利的证据,三是牟传珩硬和共产党冲,我不冲。其实最后抓我的时候,我一个月出了两期刊物,所以我办的《海浪花》这本民刊是出的时间最多、文章最多的,而且我还出了一个刊物,叫《人》,出了12期。我自己一个人就发表了大概88篇文章。所以我当时觉得徐文立说的宁可软一点,也要办刊办长一点,这是对的。

采访人:青岛还有别的杂志吧?

孙:就是牟传珩办的,叫做《理论旗》,还有一个《自由学识》【《志友论坛》?】,办了两个,大概办了一两期。他是个很好的人,典型的山东人,很耿直,也不妥协,但是比我年轻许多。

我再说一下我刚才说过的这个女孩子。我为什么会真的喜欢她。她住在中南海,跟我讲些事情听,说她有一次碰到朝鲜回来的志愿军的教导员,分了去当云南什么地方税务局局长,但是云南当地人排斥他,把他赶走了。所以他一直没工作,就到处上访。这个小孩子就经常给他五毛钱一块钱的,拿些粮票给他,跟他很熟。在78年、79年大平反的时候,那志愿军跪在她面前,说已经平反了,一定要把东西还给她。她就讲了不少这样的事情给我听。此外,她还讲了些她看到的冤案,就是一些刊物上读到的。所以我就觉得她特别善良,她给我名字叫做孙海音,但这不是她的真名。她真名是什么我都不知道。

我想当时他们给我调查就是因为我的大字报。我大字报没有反共产党的言论,他们觉得我跟魏京生不同,就对我做了一次调查。这个调查我出来以后看了,当时跟我同时被捕的李尔然【音】被关进看守所,关在公安局几个月。公安局一开始很严,后来就忘了。晚上没有人,他就在里面乱翻,翻出一些文件,有些就抄出来了,给了我一份。这个材料在哪儿我也忘了,但是看了之后才知道,调查这个事情跟他有关。批审就是当时组织部长胡耀邦通知专发山东省委,对孙维邦调查报告的批示。上面把我骂了一通,好像调查我的时候不是打算把我弄成反革命,调查结果我却成了反革命。

我感到最亲切的一个人就是张朗朗的弟弟,在九江教书,叫做张大伟,整天给我写信、写小文章。我觉得这人特别善良和亲切。有个期间,他问我几个人的情况,就是现在在中国非常著名的几个画家,是我们青岛的四个人。他曾经要给我四张画,我一听是张庭的就不敢要。因为张庭太出名了。但是至今也没有见过他。他就是跟着胡平办《人权》那个,叫做李建华【音】,北京外贸学院的,一个老头,土的不行了,但是特好、特善良。另外还有几个,我记不得了。有一个是北京五棵松的,也给我写了很多文章,也发了。跟我联系的还有一个要我去找他,去了才知道他们兄妹俩都跟我联系,但是彼此不知道。

另外抓魏京生的时候,我们都一起呼吁。我记得我在《海浪花》上画了一个《探索》刊物,画了很多。这个刊物,有一点讽刺邓小平的意思。我办的刊物第一期我发表了一篇文章,叫《论党》,专门谈什么是党。第二期我又发表了一篇《论权》,专门说权力。第三期我发表了一篇《论人》,说我们这些人。我当时只是凭着生活经验,可是喜欢读文学著作。中国出版的这些欧洲的文学著作我几乎每本都有,都读过。

我就从生活方面,我自己也说不清,就是有一个思想上的认识,觉得我们每个人的活动都是在做人。怎么来做,就是意志自由来做。这是我能体会到的。但是有一点我们体会不到,就是如果大自然不让我们成为人,我们哪来的自由呢?所以我就想,共产党究竟错在哪儿了?我就用了马克思,因为他只讨论了人的意志自由,我能干什么?可是马克思没有注意到,你能干什么是老天爷决定的,你是一个人,有人的性质,你才能去做这些事情。所以马克思没有违背我们是人,可以做什么,但是违背了大自然。大自然没有给我们的性质,我们是做不出来的。所以现在共产党,比如胡锦涛就经常讲,人生观、世界观是根本的,是最重要的,是决定一切的。他讲给省部级干部听。说两个【不清】应该这样,我们共产党更应该这样。这说明胡锦涛知道人为什么而活着。其实人是被父母生出来的,谁也不能不活。所以人是不得已而活着的,活着不是为了革命、爱国或者爱党,活着就是趋利避害,向往幸福、避免痛苦。所以人没有为党、为国的义务,马克思就错在这儿。他只考虑了我们用自己的力量,我们的意志可以干什么,没有考虑如果大自然不给我们意志了,那就什么都不能干。马克思深刻违背了人的思维,没有对人的思维,人是什么,没有这个研究。只有对人想干什么有研究。

我就在我这几篇文章就想这个问题。不过当时我想的不是很充分,只能用朴素的话把它说出来。所以大家还有点嘲笑我,给我取了个名字,说是“民间理论家”,不太好听。说我的文章达不到专业水平。我知道他们说的是对的,因为我也没读过书,这个有关“存在”书我读起来太难,我拿着这个书读,也确实没读懂。回到青岛我也不断地读,还是读不懂,到底什么是存在,我也闹不清。后来在六四期间把我抓起来,其实六四期间把我抓起来。

六四我没参加,完全是个冤案,我气坏了。但是到了监狱我也不能怎么样,我当时血压高,心脏也不好,我就不和警察说话,也不跟犯人说话,我一个人,就老是读书,又读不懂。我就把书撕开,撕成四五本,就一本一本抄。抄了十年,我就抄懂了。现在我就明白民间理论和理论的区别。当时不行。当时抓他哥哥的时候,还抓了一个傅月华。因为当时徐文立告诉我,一定要在这方面做文章,送到我这来。我当时觉得有义务,其实不想说这个话,可徐文立要我说,就说了。所以徐文立贴出的是我在青岛写的。

采访人:我基本没有提问题,都是你的自述。再请告诉我一个事情,你来到法国是怎么回事?

孙:是我1999年被释放之后。我回到青岛,没法生活,因为一点钱都没有。

采访人:第二次判了十二年?

孙:对。我其实什么都没干。因为我太太有了一个孩子,我怕别人欺负她,我就没有参加。我总是责备自己,并且离开青岛,跑去河南藏起来,为了躲这个运动。后来回去以后跟我太太吵架,吵了之后我就走,跟着游行的人在那儿看。【不清】十二年,以后法官说,我不给你贴上罪名。法官都觉得我太冤枉了,抓我的人也都知道我冤枉,但还是判了我十二年。

1999年放出来之后,开了个店,一开门警察来了,顾客没来,每天在我家里,不让我动,整天跟我谈话。我去济南两次见朋友,两次都被他们抓回来。马上就找到我。去了北京,到了徐文立家一个小时就把我抓起来了。我没办法,警察看我太紧,整天跟我在一起,跟我太太一样,我就决定逃出来。逃的时候我当时有病,病的很严重。经常瘫痪,这个地方【指病状】过不去,就瘫痪,一共三十多次,时间最长半小时,短的就一两分钟。我妹妹就说,你怎么办,不如逃吧。有个蒋进石【音】,不是我们的人,我也不喜欢他,可我当时害怕,就和他一块儿逃了。路上我犯病了,他也帮助过我。跟他逃到越南去了。早上起来四点多,我们就跑到大街上,找了个出租车,给司机画了一个美国国旗,一个法国国旗,画到纸上让他看。

他就把我们送到法国国旗那里去了。送到以后,天刚亮,法国大使馆十点才上班,我们就藏到小树林里,怕中国和越南追。十点钟我就跑进去,那些越南警察想抓我,不要我进,这时候就从大使楼出来一个人,声音很响,很像命令什么,那越南兵就不敢怎么样,就把我们送给那个女的了。那女的可能是个副大使,带我们上去以后,和大使在一块儿,还有一个翻译,虽然中文说得不好。大概说了一个小时,说我们安全了,郑重地告诉我,中国抓不到我,能保护我。我在那里待了两个多月。法国元首和中国元首为这个联系了很多次,大使每次联系都告诉我,有时候请我吃饭,把外交部和江泽民的话告诉我。有一次大使跟越南官方举办了一次很隆重的招待会,一院子人,说里面有越南的高官,没说是什么人,但说已经答应他,把我装到飞机上,偷运到法国。结果到偷运那天,说不用了,江泽民已经同意了,可以第二天走。所以第二天就派了秘书,把我们俩送到法国来了。

孙:我后来跟她没有联系。她来找我,说给我听,在我那儿住了大概二十多天吧。她本来想跟我结婚,但是她不愿意接受我的生活,说,你非倒霉不可,共产党一定要抓你。后来我送她走的那天,送去船上,她和我说,她要去大连的警备区,好像一个军人方面有些什么事情。我送她走,是下午四五点钟的船票,回来看到有一群人和几个小孩子。小孩子就是我的邻居,他们正在问这些小孩子。我走过去,他们也问我认识不认识孙维邦。我说,近在眼前。这群人都是来找我的,这就是我要办这个刊物的开始,就是因为这群人要办。他们十几个人,要办的原因可能是当时文化部里有一个电影局,电影局的秘书叫刘旭璇【音】,是青岛人,他成了个右派。成了右派以后也没有工作,整天到北京去上访。他是第一个把我的大字报传回青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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