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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爽简介

李爽 (2013年于法国)

李爽1957年生于北京清华大学的校医院,父亲自清华大学土木建筑系毕业后,留校任教。反右运动后,被打成“后补右派”,以“劳改工人”身份到1950年代“北京十大建筑”工地上劳动,实际上是设计师。母亲因为李爽父亲的缘故,被下放至长春的《吉林画报》社。李爽年仅3岁,所以母亲将李爽送进幼儿园全托。1959年,父亲带着右派帽子调北京建筑工程学院任教,母亲1961年从长春调回北京。1966年文革爆发后,父亲在北京建筑工程学院遭到残酷批斗。家里也被抄家,父母失去工资。李爽自己也经常被周围孩子欺负,曾自杀但未遂。不久,父亲被北京建筑工程学院的红卫兵“隔离审查”,关押在学校内。

李爽14岁上中学后,经常逃学,同插队、军垦回北京的青年在她家以西的甘家口、三里河一带活动。她开始结识百万庄一带的“玩儿闹”(闲散无业青年)。高中毕业,19岁的李爽到北京市顺义县高丽营公社一村四队插队。同大自然的接触令她十分兴奋,从此她开始画画。春节回北京探亲时,她曾到各公园画画,并曾在公园遇见史铁生。

文革结束后,李爽考北京电影学院落榜,后被录用为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美工,从高丽营公社回到北京城。此后,她活跃于北京地下文艺沙龙,结识了许多作画、写诗的文艺青年,一天在北岛家,黄锐告诉李爽说正筹备画展,想看看她的画。次日,黄锐到严力家看了李爽的画,决定邀请她参加1979年9月27日露天第一次“星星美展”, 李爽的几件作品也挂在中国美术馆东侧小花园的铁栏杆上展览。后她也参加了1979年11月“星星画会”第一次正式展览和1980年8月中国美术馆举办的第二次“星星美展”。李爽是星星画会创始人之一,而其中唯一一位女性。

1981年李爽遇到了法国外交官白天祥(Emmanuel Bellefroid,人称“老白”),随后两人开始幽会并订婚。但当时中国人被禁止同外国人恋爱、结婚。1981年11月,一次在老白短暂出差期间,老白安排李爽住进北京外交公寓,以免李爽被中国政府骚扰。但她下楼去见姐姐,在门口被埋伏的中国警察抓进三里屯派出所。经三个月审讯后,24岁的李爽被以“流氓教唆犯”的罪名,判处劳动教养两年。此即“李爽事件”。白天祥在李爽被捕后他被控支持民运分子而被中国政府驱逐出境。李爽在劳动教养的两年内,阅读了许多历史书及中国古典著作。白天祥回到法国后,要求法国政府出面令李爽获释,法国社会各界纷纷要求中国释放李爽。法国市民与艺术家共数百人在巴黎的中国驻法国大使馆前举着巨大标语“李爽无罪!”抗议。1983年法国总统密特朗访华,在同邓小平的会晤中提出该事,李爽于次日获释。此时距离她劳动教养期满只差1星期。

1983年,获释后不久李爽便赴法国,1983年11月26日飞抵法国,受到法国人欢迎,很多国际媒体都报道。1984年,李爽与白天祥结婚,婚后育有两子。李爽继续她的艺术创作,曾在巴黎蓬皮杜艺术中心展览“中国木刻”,还曾参加台北汉雅轩画廊的“星星:十年”。21世纪初,她在中国北京、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都举办过个展, 在北京的新星出版社出版《爽。七十年代私人札记》一本书,很多大陆媒体都报道。2013 年与白天祥 离婚。现在住在巴黎南部的枫丹白露附近。

 

 

采访李爽(2014年4月29日在她法国枫丹白露附近的家)

采访人 (Helmut Opletal/欧普雷):你一直到现在都是画家。如果你现在回顾当时的这两次星星画展,你觉得,现在三十多年以后想起来,它们对你的生活有什么意义?

李爽 : 我觉得三十年很短。三十年对一个记忆是很短的,但是对一个人的成长过程来说,三十年的时间够长。“星星”时期,星星展览可能是我生命中最关键的一个时刻,因为那个时候的年轻人,所有的精力都在创作生活本身上,而不是在考虑未来。所以当我们不考虑未来的时候,我们的所有的精力都会在当下,注重在当下,所以“星星”时期是我的生命中第一次,是我来决定来参加这个团体,是我来决定我要画什么,是我来决定我与这些朋友——虽然都是男孩儿、男朋友——是我自己来决定和他们之间保持一个什么样的距离和什么样的关系。“星星”的时候我二十三岁,在二十三岁之前,我的经历除了幼年时期对自己的命运没有主宰能力,你对自己的命运也不可以分析,等于你受制于别人、受制于环境、社会、家庭、学校。后来,我的青春期是一个反叛时期,非常反叛,在所有中国的女孩子里面,我可能是当时最反叛的一个人。但是我这种反叛,是一种出于寻找自己、不愿意按别人的生活方式来生活,也不想按照别人去做事。

采访人 : “别人”在这里的意思是“你父母”吗?

李:父母和社会。其实我觉得那个时候我的父母,文革的时候受这么多冲击,已经没有精力放在自己子女的身上,来教育子女,他们自己还顾不了自己的生命呢!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更重要的是社会。

采访人 : 这个你当时都想通了吗?

李 : 我当时没有想通,所以我是一个叛逆的人。叛逆就像一个挣扎的动物。当年我有一个感觉,就是我在参加“星星”的时候我很兴奋,我很快乐。我觉得这种快乐是出于我自己做了一个选择,来做这件事情,而不是别人强迫我。因为从小我就觉得总是被别人强迫,除了父母,还有学校、社会。而且为了没有危险,总是要做得跟别人一样,你不可能表现你自己。

采访人 : 那当时你怎么开始对艺术感兴趣的?你自己搞艺术、自己画画,怎么开始的?

李:我特别小的时候,我跟我的姥姥特别近。我的姥姥发现我喜欢画儿,就是只要有一本书,我就想照着那本书去画。我只要看一本书,我就愿意把它们涂上颜色。姥姥就说你把书都涂上颜色了,这是我的书,你不能给我涂颜色,你应该自己画。后来我就自己画。我的姥姥说你不许用橡皮,不许擦。我就问她为什么,她说这样你就可以对自己很严格,就是,你要画什么你就画什么,你不要后悔。你要用橡皮,就是说你总是后悔。从小的时候她就总是支持我画画儿。后来我第一次发现自己画得很好,为自己感到非常骄傲。我父亲被关在建筑学院的那一年。我们不知道他在哪儿,所以就特别想我的父亲。想他的时候呢,我就看着他的办公桌。家里那个时候被抄家,抄家以后什么都没有了。

采访人:这都是什么时候的事情?还是文革时期? 

李:1969年。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拿我父亲的一支钢笔开始画,画他的办公桌。画完以后,我自己特别满意,就发现我好像无师自通,就会画画儿,以后就没有停,一直在画。我现在把69年到71年这时候还是孩子时期的画儿都留着,在我的画册里发表了,就是我画我父亲办公桌的这张画,这作品还在我手里。就这样就开始了,就没停。从十三岁就开始画,现在是五十多岁了,还在画…… 。

采访人:你没有正式学画画儿吗?

李:我没有正式进美院,因为家庭出身不好,不可以去美院。以后我也考虑过,77年的时候,中国恢复高考,我就想考电影学院。我插队的时候画了好多风景。我考电影学院的时候,我的分数很好、很高,可我的政治得零分儿,我就没有被录取,没有上成。后来我又回到乡下。回到乡下以后,我的一个朋友,他的父亲是青年艺术剧院的舞台美术的领导,他【我朋友】就把我的所有在乡下画的小风景给他【青年艺术剧院的领导】看。他【青年艺术剧院的领导】就说,哎呀这画儿画得真好。那个时候正好在招美工,我就被录取了。我就直接从乡下回到北京,那是77年底。

采访人:你之前在什么地方插队? 

李:顺义。离北京有100多公里。以前都是田地,现在顺义已经变成北京市区的一部分了。我回去过,我回我插队的地方去看过。我跟农民关系特别好。因为我是第一次去乡下,我特别喜欢大自然,就觉得特别美。然后我也特别喜欢动物,那些马呀、驴呀。我跟农民的关系特别好。因为我劳动的时候特别努力,我也不计较使多大的力气,所以他们就觉得我是一个城里的学生,但是比较诚实、不偷懒儿,所以跟他们关系特别好。我回去好几次去看他们。现在再回去就找不到我的村子了,都变成了城市,都变成了水泥的城市,没有田野了。

采访人:你当时也有了画画儿的老师?

李:我当时没有画画儿的老师。我也没有钱,都是自学。我一直都是自学。当时用一个特别小的、也就是手这么大的一个小本子,用那个油画棒,就是小孩儿用的那种。我可以用油画棒画出来特别美的风景,有光、有情调,有… 特别入迷,我想可能这就是我的画家的命运。就是画画儿的时候,我可以忘掉身体什么病啊、疼啊、累啊、渴啊… 什么都可以忘掉。所以我觉得绘画完全是一个精神活动,它可以引导着你的灵魂,到一个忘记自己的地步。所以我想可能艺术家的价值就在这儿。都说历史常常…  现在说啦,那个时候是不懂,那个时候就只知道有一种激情。我每天劳动特别累,劳动以后晚上我不睡觉,就那么想画,我就把白天画下来的小图,做成一幅画。

我一般都是白天劳动的时候休息,休息呢就坐在田野,我就马上拿出小本子开始画。画完以后,晚上回家,回知青宿舍,一吃完饭我就开始画。我有时候每天都几乎画到夜里两点,就是要完成那些小画儿。完成以后,我第二天还可以出工。所以我觉得好像那个时候画画是一种营养,就跟吃饭一样,可以给我好多力量。我在插队的时候画了好几百幅小画儿,就因为这好几百幅小画儿,可能就感动了青年艺术剧院的那个领导,他就觉得,呀,真的特别好,特别美,以后我就被录取了。我没有上成电影学院,如果我上成了电影学院,我毕业的时候最好的分配,就是进青年艺术剧院。现在等于我没有上成电影学院,我就直接进了青年艺术剧院。所以有时候命运是这样,有很多地方是你不能掌握的。

采访人:你当时已经看过别人的画册,或者有没有计划去看?

李:那个时候没有任何的资料。我小的时候,我的姥爷是一个古董商,很有名的古董商,他有很多特别美的东西。他有很多外国的朋友,都是商人,给他送过一些画册,我小时候看到过的,给他送过苏联的画册。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一套儿童故事《大象巴巴》,Barbar the Elephant,一套小孩儿的书,好像是法国的。之前文革的时候,我的父母有一些杂志和苏联的画册,别的我们就没有资料了。

采访人:那你后来怎么接触星星画会的? 

李:接触星星画会之前,我在无名画会画画儿。一开始的时候,我一个人骑自行去北京所有的公园去写生。我特别怕别人看我,我总是藏着。如果我看到一个地方特别美,我就藏在旁边这样画。后来他们也来画。但是他们是一帮人,他们不太害怕。所以他们就坐在河边儿画。就这样,我开始认识他们。公园里,在紫竹院、地坛、月坛。后来,我就认识了芒克,芒克和严力。那个时候我已经开始到处画画儿。先认识芒克。那个时候,年轻人嘛,总是出去玩,我就带着画箱、画画儿的东西跟芒克去玩。这期间又认识了严力。认识严力以后呢,他们玩儿,我画画儿。我们就变成恋爱的关系。芒克认识北岛,北岛认识黄锐,都是一个圈子里,绕来绕去的,就开始互相认识了。我认识“ 星星”的人以后,我第一个感觉就是,嗯,这个组织比无名画会有野心。野心,对!无名画会的宗旨是:我们要重复印象画派。当时我都不知道什么是印象画派。他们就说我们要像印象画派的人一样画画儿。那个时候都是年轻人,尤其是,他们都是男孩子,我是里面唯一的一个女孩儿,首先我会变成被大家追的一个对象,这个方面我就一直保持距离,因为我觉得,这可能也是我的力量。我不想以他们中间一个人的女朋友的身份来加入这个组织,我愿意变成是我自己,我就是我,我不需要附属一个什么人。

采访人:那野心在哪里呢? 

李:野心在哪里?就是我特别想创作一些东西,不是去画一个风景。我觉得你可以被一个夕阳的美景吸引,但是夕阳就是夕阳,它可以激起你当时和大自然融为一体的冲动,与这么美大自然产生共鸣。但是,臣服于大自然的同时,可能有一些更高的可以描绘。我当时说不出来,我觉得可能比大自然更高的是自己内心的东西,我想画。但是我到底想画什么,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只是感觉到星星画会的人要做的不是要临摹,印象派那种画法。从某种角度说,星星画会的人是要以自己为中心去创作。所以我马上就答应了。当时是黄锐和马德升来审画儿。他们是组织者,他们要说“啊,我们觉得这画家不错,他可以进”。后来他们看我的画儿,觉得挺好的,说有想法。以后他们就说,你愿意参加星星画会吗?我就说我愿意。嗯,我也真的很高兴。

后来我就很积极地跟他们在一起,参加所有的展览、创作和活动。在这整个的创作过程中,尤其是我们要在街头展览的时候,那是我可能最有兴趣的,就觉得我们好像真的是一群叛逆者,我们在用画作当作对当局的政治不满的一种武器,来反抗这个社会现状。这种方式对于我来说更合适,因为我不是一个暴力的人。我想每一个人的心里都有愿意这个社会更美好、更和平、生活在自由中的愿望。我们当时都觉得中国的政治是不自由的,也知道自己不快乐。我想,寻找快乐、寻找自由是人的一种本能。当年有很多民主墙的那些民运人士,但是我自己,对我个人来说,我觉得民运人的方式我不是太同意,我又回到了自己。我说我不是一个暴力的人,觉得如果用艺术来阐明自己对生活、对社会的愿望,更为文雅一点儿。

我们“星星”当时在美术馆外面展览的时候,对我来说,这次展览是一种叛逆行为,因为政府不允许我们这种业余画家进入美术馆,所以是一种挑战,这个我心里是很清楚的。但对我来说,一个这样出身的人,从小受过那么多歧视和侮辱,我又不愿意成为共青团、共产党,我都不愿意,因为我觉得他们所要求的那种做人的方式,我是做不到的。我想让这个社会更美好。我觉得我如果要是投票的话,我会投给另一方,不会投给共产党。所以这是我唯一的出路,我没有选择。如果我想对这个社会有一点贡献,或者对我自己,首先是对我自己,争取到更多的自由、更丰富多彩的生活,我当时就是这样想的。所以我在上学的时候,我不愿意参加共青团,我也不愿意参加共产党,因为他们这个行政方式我不同意。因此可以说,当时参加“星星”的时候,我的愿望是改变中国。

采访人:十月一号的游行你参加了吗? 

李:十月一号游行我没参加。没参加是因为我跟严力在一起。我的母亲说,我们这样家庭的人都是被受冲击的人,死过很多人。我母亲就说,你发疯了,这个事你绝对不能参加。我就从家里逃出来了。我说我不去参加,不去参加,但是我要出去。出去以后到严力家,严力的父亲是共产党,他拿椅子在门口儿坐着,说,你们不许出去,说你们不许参加这种反党反社会的游行。

采访人:你们俩都不许? 

李:都不许。都不许参加反党反社会的游行。后来我们到的时候,队伍已经走了。已经走了。后来我们就直接骑车到了市委,到“星星”聚集的地方。

采访人:这样看来,你自己还是参加了,你不害怕? 

李:我不害怕,我没有什么好害怕的。因为对我来说是,如果我希望我的命运被改变的话,可能对我来说,这是唯一的一条出路,就是改变中国。

采访人:那后来两次展览你都参加了吗? 

李:都参加了。对,两次展览都参加了。

采访人:感觉怎么样,参加这样的展览? 

李:就像我刚才说的,星星时期,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非常快乐的时期。可能我当时并不知道,“星星”将在中国的艺术史上是一块奠基石。但是就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我参加星星,不仅我自己从情绪上觉得很快乐,在创作方面也是很自由的。不会有同伴说,你不可以这样画。我无论画什么都可以参加展览,这是自由的。第三呢,像我说的,如果我们想改变命运,我们必须从文化上入手,我们必须用一种语言方式来表达,我们想要的社会是这样的。

采访人:什么时候知道了这是一次展览成功?更具体的有… 

李:更具体的,我们把作品都拿到黄锐家,以后有美协的人来审查,看了之后说还可以。就是审查内容,看看内容都是什么。如果有过分的、裸体的,或者有一些有政治色彩的,他们就不让展览。但是绘画很难说你有政治色彩,像王克平的那种,当时就说不让展,不让王克平展。可是王克平最后还是拿出来了。但是我的东西,比如我在 Sotheby’s【苏富比艺术品文物拍卖行】卖掉的那幅画,实际上就有政治内容,当时政治内容。你记得有一个女的叫张志新,她是被枪毙的。她在被枪毙之前,好像她还喊口号,以后把她的喉咙割开,以后被枪毙。这故事全中国人都知道了。【张志新,女,1930-1975,1975年被辽宁省革命委员会以现行反革命罪处死。在行刑前对行将被处死的人割断喉管的“创意”来自于文革中的执法者——一位法医。主要原因并不是为了怕他们大声喊冤, 而是为了阻止他们高呼革命口号。记者陈禹山于1979在《光明日报》上发表长文《她是名副其实的强者》,引起全国轰动。】 知道以后,尤其对我来说,我觉得对我来说触动很大。首先是一个女性,我就觉得她好勇敢。我一直都觉得,好多女性都很勇敢。在一个历史时期,当她们站在前面的时候,她们真的是很勇敢。我当时对张志新的死特别感动,以后我就画了这幅《红与黑》,这幅画就是在 Sotheby’s 卖掉的那幅画。当时我画的就是一个女人,被绑起来的女人,她的喉咙被割开,样子很恐怖,旁边有另外一个女人在喊。我当时画这幅画的时候,真的想过这个政治背景,就是有政治背景的。当时江丰看的时候问,这是什么,怎么这么可怕。就问我。我就说,没有什么,就做了一个梦,这梦特别可怕,他就没有再追究。所以我觉得艺术的好处就在这儿,你不需要把它说得很清楚。

采访人:他知道了吗? 

李:他不知道。

采访人:他不知道,也没有想到? 

李:他不知道,他也没有想到。后来就展出了。所以这就是艺术的力量。它所呼唤起来的一种情绪,是语言所无法触及的领域,它是一种 emotion,一种从感情上给对方的一种激情。我觉得这就是绘画的力量。它可能超越了文字。展览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到来了好多人。我当时就觉得,哎呀,这么多人感兴趣,这我们完全没有想到啊,完全没有想到。所以就很兴奋,以后开始想了很多主意,如印一些照片,弄一些资金,去卖这些照片。所以每天晚上就到阿城【原名钟阿城,“星星画会”的成员】家,到阿城的那个办公室。他在《人民文学》工,他也是刚插队回来的。在《人民文学》他有一个办公室,我们在他的办公室里洗印照片,夜里。白天的时候,就把照片拿到美术馆卖。我说的是第二次展览的事。我们洗印好多小照片,以后卖钱。星星画会这么轰动是我们没有想到的。这就是说,我们在做“星星”之前,我们是没有带着个人目的的,没有说我们想出名或者怎么样,完全没有。只是抗争的一种方式,但是可能就是因为“星星”的这个行动,它一下点燃了中国人心里所有的一种共鸣,所以才来了这么多人。

采访人:以后你就认识了白天祥吧 ? 【法国外交官白天祥(Emmanuel Bellefroid)1975年来北京,认识李爽后与她相爱并订婚。1981年11月,白天翔去香港出差前,安排李爽住进了北京外交公寓。李爽在下楼去见姐姐时,被埋伏于门口的中国警察抓捕。后李爽以“流氓教唆犯”的罪名,被判劳动教养两年。李爽被捕后,白天祥被控支持中国民运分子而被中国政府驱逐出境。】

李:当时有很多外国人,你也是一个,你也是其中的一个。你们对整个的这个 mouvement 【运动】很有兴趣。我们就开始认识外国人了。认识外国人,我当时没有想得太多。我想有些朋友可能比我更有意识,比如王克平,我想可能王克平是最有意识的一个。他可能明白了可以通过外国人做更多的事情。我没有,我可能还比较天真。后来就认识了白天祥,因为那个时候他跟民运的人走得很近,那时我也不太知道他的内情。后来就有很多聚会,跟外国人一起的很多聚会,在一起喝酒啊、跳舞啊、唱歌儿啊。我当时特别喜欢跳舞,觉得这好新鲜(笑),而且法国那个大使,他当时也跟我们在一起,他教过我跳舞,怎么跳舞。

王克平也特别喜欢跳舞。非常喜欢跳舞,年轻嘛,就是好玩儿。又认识好多外国人,觉得外国人跟中国人完全不一样。我们当时的抗争就是要打开中国,没有想到去国外,没有想,因为不知道国外是怎么样的,但是真的有一种朦胧的感觉。国外,外国人更潇洒、更浪漫、更自由,可能比我们更文明、更有文化等等,但都是些想象,所以我们特别喜欢跟老外玩儿。“星星”,整个星星团队本身也是年轻人向往自由,自由和美好生活的一个群体。我们体验的就是唱歌作诗,因为文化那个时候被封掉了,被封闭了嘛,整个文化都是一个死灰状态。

采访人:那你们当时特别跟外国人有关系,经常跟他们来往,有没有中国人跟你们提意见啊? 

李:不是提意见的问题。就是中国人分成两种人:一种人就是完全不敢,他们知道和外国人接触会有危险,所以他们不敢。我们是完全不在乎。

采访人:那当时在中国,对国外的想法还是算比较好的。邓小平到美国,很多中国留学生到国外,当时是不是有一个开放的、对外学习的感觉? 

李:当时有,当时邓小平把中国的门开了一点点。但是我们知道,尤其是我,我知道,如果可以出国,永远不会是我,因为我是受冲击的家庭。而且像我们这种人,永远是受监视的一些人。你看,就是我现在去上海,跟大使的这个 conférence 【会议, 会晤】,外企的人还要审查我们谈话的内容。所以我知道不会是我,再开放也不会是我。如果中国开放的话,会是那些标准的共产党员还可以出国。

采访人:之后,你跟白天祥一起以后被抓了,送到监狱里,你觉得这跟你参加过星星画展也有关系? 

李:这个整个的内容就是因为跟“星星”有关系。可能“星星”的人始终都不愿意承认这一点。但是我被抓以后,我被关在炮局三个月。【炮局是北京的一条胡同。在这条胡同里曾有过北京市公安局的第三看守所,因此北京人也用“炮局”指称公安局。】这三个月呢,他们的全部审问的内容都围绕着“星星”和民运。当时他们抓我是因为我的一个女朋友提供了一些假的证据。中国就是这样,我可以抓你,如果有一个人有口供,我就可以拿着他的口供,无论他的口供是真的是假的,我就拿着他的口供去抓你。当时我被抓以后,他们就要求我提供很多口供,这样他们可以拿我的口供去抓王克平,去抓严力,去抓马德升,去抓黄锐。因为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整个毁灭民运。当时“星星”和民运的人非常近,因为“星星”的游行都是民运的人组织的。

他们利用“星星”的这个事件,去组织一个游行,还是民运的人在背后。那当时的公安局是知道的。所以他们的目的就是通过我的口供去抓“星星”的人。但是他们没有成功,因为我不说。他们就不让我睡觉,三天不让我睡觉,用灯照着我。当时我就想,有一个做人的底线。就是,如果你开始胡说,将来你会怎么办。你出来以后你怎么面对自己的朋友?你出来了,他们进去了,他们被抓了。所以我绝对不会越过这个底线。所以我被关了三个月。最后,他们把我关在一个井里面。我画过一幅这样的画。奇怪的是,我画过这样一幅画,在我被抓之前,好像我已经有一种预感。我一共画过三幅画,都是有预言性的。后来在炮局的时候,八零年十月的时候,他们把我关在一个井里,一个圆的,我在书里都讲过。不知道关了多久,我可能有一夜,或者十五个小时,我也不知道,那后来我出来的时候,他们以为我就妥协了。他说要么你就写一些东西,我们要你写一些东西,按我们说的你去写,要么你就被判。我说那你就判我吧。这是最后一天,第二天早上我就被判了。所以“李爽事件”跟“星星”是完全有关的。

采访人:那跟白天祥… 

李:跟白天祥的努力奔波也有关。因为白天祥他是外交官,他懂如何扩大一个事件,让人来专注这个事件。不然的话,在中国或者在世界各地有很多人都这样被关、被杀死了,谁都不知道。

采访人:这跟他、跟民运有密切的关系也有关? 

李:也有关。因为在我被… 

采访人:因为你们不能抓他,他是外交官。

李:对,就抓我。而且抓我后来,“李爽事件”变得很大。《北京日报》、《青年报》,所有的报都登了,以后还有电视,以后传达到各个学校。我有好多朋友,说当时他们在学校里都要开批判会,大家都要写文章,都要讨论这个“李爽事件”。所以当时在中国弄得很大,也有点,我管这叫“杀鸡给猴看”,就是要惩罚一个人给大家看。

采访人:那在报纸上讲了,他们在学校里是怎么分析的? 

李:他们在上面谈的是说,白天祥是法国的外交官,但是白天祥披着外交官的外衣做民运事件。当时就差不多快要点“星星”的名了,在全国点“星星”的名。当时为什么他们在监狱里使劲折磨我,就是让我提供一些“星星”的口供。如果我真的提供了,他们就会在全国点名“星星”,在报纸上批判“星星”。但是我就没说。所以呢,等于他们没有借口抓别人。

采访人:那他们在学校里是怎么讲的?说李爽是什么人? 

李:说李爽,对,他们利用李爽的生活,说李爽有一个生活问题,李爽和外国人没有结婚就住在一起。这是共产党最喜欢用的一种办法,就是拿性、拿生活问题… 

采访人:后来你什么时候第一次回中国? 

李:六四以后。

采访人:六四以前你没回去呀? 

李:不让我回。六四以后回去的,第一次回。我去申请签证,不给我签证。后来我再去申请的时候呢,使馆就找我谈话,让我签一个保证书,说你不要谈政治,不要见外国人,什么什么的。其实“李爽事件”,他们公安局抓我的时候用了好多办法。第一是有一个外交官,一个法国的外交官,是给中国人当侦探的。他有一个故事,很有名,就是他和中国的一个人恋爱,但是那个人是男的,你知道这个故事吧? 

采访人:对对,知道。

李:当时中国为了抓我,可能做了一些阴谋。就是白天祥去香港,他有另外一个职业,在香港。他走之前跟我说,你不要出去。我确实很天真。他就说你不要出去。结果白天祥刚一走,就有白天祥的一个外交官的朋友和那个人一起到外交公寓去找我。当时就说聊聊天啊,玩儿,没有别的。后来他们就要跟我睡觉,两个人。我当时就傻了,我完全不懂,我说怎么可以是两个法国人,是白天祥的朋友。另外一个人我不认识,不认识的那个就是被法国人关监狱的那个。当时我就生气了,我就不懂,我就把门开开,把他们推出去了。推出去了以后呢,我还没明白为什么。现在我懂了。就是中国想利用这件事情。他不是给中国人做间谍吗?想拿这个来给我安一个做妓女的罪名,但是没成功。如果成功的话,就很容易被他们说,李爽是一个什么妓女,我们有证据。

采访人:那你第一次回中国主要是看家里人? 

李:看家里人。

采访人:没看别的朋友啊? 

李:不许。因为我签了一个字,就是说不许见朋友,不许见外国人,你才可以回中国。

采访人:后来你还是经常去,对吧? 

李:后来就经常回中国。

采访人:那人家很多人知道你的事情,会问你什么,或者你怎么跟他们讨论? 

李:后来我就是那样一种状态,就是只想画画儿,画很多画儿。对于参与一些活动,不太积极。所以我有一段时间比较隐居。以后就是有了小孩儿,两个孩子,也比较忙,所以我就没有怎么太参与很多活动。

采访人:去年你出版了一本书,回去了也参加了一些活动,现在国内的人讲当时“星星”的事情,他们怎么讲的? 

李:现在“星星”已经不是一个需要被官方专注的事件了,它是历史,已经三十年了。即便官方对“星星”耿耿于怀,对“李爽事件”耿耿于怀,他们也没有必要,因为还有很多别的事情让他们更关心。“星星”,基本上,比如我们现在正在参加一个中国的艺术大典。央视要做这个艺术大典,其中他们采访的就有四五个人是“星星”的人。

采访人:这是电视台? 

李:中央电视台——CCTV。所以他们对星星已经没有那么紧张了。

采访人:已经采访了吗? 

李:这个中国艺术大典,已经采访我了。整个艺术大典有四十个人。有四十个人,有很多时期的不同的艺术家,我是里面唯一的一个女性。

采访人:那“星星”的还有谁? 

李:星星的还有王克平、黄锐、马德升,他们将要采访,还没采访。

采访人:那你在采访里,是怎么提到政治方面的问题?跟民运的关系的问题?不讲吗? 

李:他们采访的人要求我们不要太过多地谈当年,只是谈艺术,不谈当时的政治目的,只是谈艺术。还有一点限制,但是不是那么紧张。而且他们也可以随便剪掉。

采访人:那你书里面谈到这些? 

李:我的书是这样的,我是这么看:到现我对当年中国政府做的事一点儿没有怨,我没有怨气。因为我觉得这一段时期对我的人生来说是一种训练。因为这些事件才可以让我对人生的问题开始思考,才可以让我慢慢地学会放下过去的仇恨。一切都会发生在当下,过去的所有的,不好的和好的。唯一的效果是它,训练我成为一个成熟的女人,训练我可以原谅很多事情。如果我没有生命里这么多强烈的经历,我也不会变成今天我这种洒脱的状态。所以我的书写得很清楚,我可以把当时这个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写出来,但是我不评论,不会说这件事好或者不好。到最后我呼吁的就是说,可能所有当年经历过这些不公平也好、痛苦也好的人,都是应该放下的一个时态。因为中国那毕竟是一个三十年前的中国,我们在学习做人,中国也在学习成为一个有尊严的大国。那人生就是这样,我们需要经历一些东西,一些冲撞,一些矛盾,才可以互相成长。那中国也在成长。你比如我坐两年牢,因为我受苦,很多中国人现在可以跟外国人结婚,那就是说我一个人痛苦可以带来好多人的幸福。我觉得所有的事情都是辩证的,都有它的两面,它有它的正面,也有它的负面的,那么我们为什么要专注在负面上面?我们为什么不专注它的正面? 

采访人:那你的书出版之前,有没有人要你改什么地方或者删掉什么部分? 

李:嗯… 中国的政策很逗儿,得分出版社。我的书去了好几个出版社,每一个出版社都很想出。比如说最大的出版社——长江出版社,他们也非常喜欢,年轻人非常喜欢我的书。也可能是因为我写书的站的角度不同,我不是为了揭露或者批判一个社会,我只是在谈一个女人,她在这个历史时期,虽然这个历史时期在中国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时期。我只是说我做了什么,我的同伴们和我一起都做了什么。所以在年轻人圈子里,这本书的口碑非常好。那么第一个出版社就说,哎呀,这本书很好,我们也很喜欢,但是我们不敢出,所以他们就没出。那我找第二个出版社,第二个出版社是博集天卷,也是一个很大的民营的出版社,他们说,哎呀,这本书真好,我们特别想出。后来他们报上去以后呢,报了好多次都不批。那到了第三个出版社【新星出版社】呢,他们报上去就什么都没有,就批下来了。所以没有任何删的,原封不动,好好地就出来了。现在就这本书卖得非常好,评论也非常好。当年出版社出的时候,中国媒体报道,有些大的媒体没有来。没有来不是说这书不好,是因为怕负担责任,所以他们就没来。出版社目的也是说,让这本书慢慢的来,也就是这样,不用一下子宣传得很大,去刺激政府。去刺激政府,就好像去揭一个伤疤。没有这个必要。

采访人:有没有官方的人,这次你回去的时候,跟你说过我们当时抓你是一个错误? 

李:太早了吧?不太可能。没有。(笑)我觉得有点早。

采访人:三十年了。

李:三十年并不多的,嗨,我觉得有点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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