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go der Universität Wien

黄锐简介

黄锐 (2013于北京的画室)

黄锐1952生于北京。是1979年星星画会的组织者和中国先锋艺术的带头人之一。黄锐在艺术生涯早期受到西方不同流派的影响,他汲取表现主义、抽象表现主义、野兽派和立体派的多种风格,创作自己的油画作品。然而,随着自身风格的发展,他的作品越来越具有实验性,并开始探索包括油画、雕塑、装置和行为艺术在内的多种领域。然而,他也极具社会意识,是中国最富争议的艺术家之一。在他的创作中,他一直为他的信仰发声——他视之为重的自由表达——但也因此遭受到政府的审查。1984年,黄锐移居日本,1989年在香港举办了 “星星十年” 纪念美展。他的艺术在1980年代以绘画为主,1990年代起进入艺术的全面实验期,涉足于装置、行为艺术、摄影、版画等广泛领域。

黄锐也是北京798大山子艺术区最早进驻者和大山子艺术节发起策划者。黄锐自1984年起旅居日本近十年后, 2002年,经艾未未推荐,看中了798工厂的厂区环境和厂房建筑,遂将家和工作室安在798,使798逐渐从一个废弃的工厂转变成了艺术区。黄锐现工作和生活在北京。

 

 

采访黄锐 (2013年10月30日在他北京的画室和家)

采访人(Helmut Opletal/欧普雷):回顾七八、七九和八零年的情况,从今天的观点您怎么看?有什么感觉?

黄:我觉得,因为后来又发生了很多的事情,特别您在中国,会对您有一个定位,一个是别人对您的基本的看法,就是您不是一个好的艺术家,您是一个带有政治思维的、并且反对体制的一个在野的艺术家。您自己也有些思考,因为您经历了当时的运动,您知道这个运动意义很大,影响了很多的事情。其实他在形式上和个人的独立性上,帮助解放了后来的其他的一些运动。虽然后来其他的运动并没有参考“星星”,但是它有些方式,您知道,比如说如何去赢得斗争,然后去伸张自己的要求。这个尺度,对以后的艺术家,给他们提供了很好的参考方式。所以您自己和参加了“星星”的这些人,他们是很骄傲的。他们不太轻易认同社会上对他们的看法,也不太轻易参加社会上比较具有社会性的、集体思想的这样一些艺术活动,特别是融入体制。很不容易。

好玩的就是,我有一个观察,“星星”艺术家差不多因为都带着“星星”的符号,或者就是体制在接受您的时候,给您提出了特殊的条件,或者就是个人拒绝,我觉得,后来的除了薄云,他仍旧在学校里教书,可是他也没有得到什么更好的职位。其他的“星星”艺术家,没有一个人进入体制内工作。

采访人:体制是指“美协”,还是……

黄:是“美协”和 CAFA 【“Central Academy of Fine Arts“ 中央美术学院】。这些人都没有参与,其他的一些人,周新渠【音】、王鲁炎 【“方案艺术家”,是中国观念艺术最早的推动者之一。】也没有参与。李爽也没有参与。在北京的其他的人也没有参与。后来到了2000年以后,奥运会之前,这个主流,mainstream, 中共体制,他们开始接受和承认当代艺术了,原来他们不喜欢。有当代艺术的活动他们就尽量不去批准,如果有些特殊的情况,他们就会镇压。

后来他们同意了。在文化政策上,他们认为,当代艺术是一种进步的,能够给改革开放、经济发展提供一种动力。它是一种power【力量】,他们在过程里需要看到有这种 power, 因为在体制内还有一些想法比较开放的人,比如像 CAFA 的徐冰,或在 NAMOC 【National Art Museum of China 中国美术馆】。现在的中央美术学院的馆长王璜生,都算是想法比较开放的人。新的美院的院长潘公凯,严格地说过,他不能算是保守派。他是传统界的开明人士。他们都像那些三十年代、四十年代的开明人士,接受西方的知识分子,属于社会的精英。这个想法对他们来说,已经是解决了。接受当代艺术,能够对中国的发展,哪怕这个国家是一个党——共产党,社会主义,也没有问题。所以这类情况也造成了对“星星”有特殊的判断。“星星”艺术家们有这个经历后,也是判断自己,他的可能性,也不是放开自己的身份,包括邵飞,都没有合作。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清楚的特点,算是时代的烙印吧。你经历了这个时代,你做了这样的事情,你背负着这样的经历这就是您的身份,你要维持这种身份。“星星”的精神也是传达给参加过“星星”的这些人,坚持独立创作。后来无论是在社会上作活动,发展自己,都会遇到一个清楚的问题,你曾经是颗“星星”。【参加星星画展的艺术家的口号是:“用自己的眼睛认识世界,用自己的画笔和雕刀参与世界。” 星星画会的艺术家认为,每颗星星都应作为独立的发光体而存在。】

采访人:当时您们的星星画会,还有《今天》的杂志,您们还是跟一些专门搞民主运动的人关系比较密切的。您现在回顾这个现象,您们觉得是一个运动的两个方面,还是两个运动在一定的时间合作?一起干?

黄:我觉得,“星星”还是很特殊的,“星星”确实是一场争取自由的运动。争取自由不是一个政治问题吗?但它又是一个艺术的基本问题。你要说艺术没有自由,那叫什么艺术?对吧?你要做艺术,就好像您有一支笔,你要用它去描写艺术的时候,这支笔的名字就叫自由。或者是你有一个空间,这个空间的名字就叫自由。不然的话,你没法思考,无法真正做一个作品,能够说这是他的创作。可是我觉得其它跟政治运动不是很一样。不论是成功还是失败,政治有另外一种形式感,有另外一种的途径,这和艺术的情况不是很一样。

可能成功的政治家,他不太需要自由,你不要自由,不要乱说话。可是不成功的艺术家需要自由,需要给我权利。我能够批评您。肯定是这样的。所以当时坚持艺术自由的艺术家,选择这么一个时间。我们当时是选择了在外面作展览,我们选择了一个很好的时间,因为十月一号会放三天假。那时我们想。大家过十一,这个时间比较好,天气也比较好,老百姓比较快乐,他们会有休闲时间过来看展览。可是没有想到这个时间,这个节日,都会碰到共产党很严格的管制。这个节日是他们的,是带有政治色彩的节日,这个节日不允许出问题。所以就出现了这样的结果,他们命令警察去取消我们的展览会。这就出现了这个政治上的难题。

您可能听说了当时的情况。我们在投票讨论的时候,我是反对在民主墙集会,也反对抗议游行。我觉得我们有一种公民权,而且在这么一种公共的空间,如果没有破坏其他的法律的话,我们属于可以公开地和社会上的老百姓进行交流。这个取消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公示。这跟昨天发生的事是一样的。天安门是一个政治符号,是一个强烈的政治符号。对于制度来说,这是国家的天安门,是国家的象征,是权力、安全的象征。可是在很早以前,大家都知道,天安门是人民广场,是属于北京市民的。有点思考不太一样。所以在碰到这个问题时,我个人的态度是不介入政治。这里边一个原因是政治比较复杂,它的背景有很不光彩的一面,有危险性,所以我还要代表其他的一些艺术家,投了反对票。

可是除了我之外,大家都要去,我也没办法。如果我是“星星”的代表,要去和政府说话,我是中间的一个,如果我说我不去,那他们去了以后,就有更大的危险了。这因为他们不能代表星星画会的根本意见,他们只是星星画会的几个艺术家,星星画会的意见集中在我身上,虽然我反对,但是我还是去了。我没办法。所以我觉得民主墙运动是民主墙运动,它代表了一种民主的声音。而且那个时候,它产生了很多正面的效果,在一定的情况下,也帮助了邓小平正当地获得了舆论上的支持。可是我们和那些民主活动家们当时的合作是,他们是要推动,把它变为民主运动的一部分,可是我们确实有一种困惑,这个合作是不是天经地义的? 如果现在来看,我又觉得没什么问题,我们已经做了。是历史上一个很自然的情况。这个机会交给您,你没有逃避,就出现了。因为这种可能性也不会继续发生,只是当时历史的一个瞬间,是由很多的理由促成了这么一种情况。

采访人:那时候除了游不游行之外,您们还经常讨论过和政治民主运动接触的问题吗?

黄:在当时有一些讨论。那个时候,即使“星星”的成员和《今天》的成员,他们之间的想法还是不一样的。我们自己也很不一样。我是觉得,这个事情已经做了,讨论没有很大的意义。而且我们也不是很明白。但是别人说,这是一场政治事件的时候,我不会同意。我们说这不是一场政治事件。这就是非常自然的一种要求,个人自由的一种被动地反抗。

采访人:第二次星星美展以后,您们是分散的还是继续有比较密切的关系?

黄:我觉得,这也是多角度的考虑。一个情况是,原来“星星”是在野的,在那个情况下,“星星”没有被招安的想法,没有像进入这个系统里边参加活动的想法。没有变成官方艺术家的想法。我想,没有几个有这样的愿望。但是很快,过来一年之后,我们就在美术馆里做了第二个展览会。过去美术馆,它是一个圣殿,一个 “top”【最高的】。现在可能不是这样。你能在这里作展览,基本上就是大艺术家了。一个成功的艺术家在这里做展览,我们很快就从墙外跑到墙里面去了。这是一个突变,由于这个突变,我们也感到太不自然了,我自己觉得,进入美术馆之后,没有了下一个目标。

其实这段时间也非常短,也让我们听到了一些内部的批评,就是第一个展览我们还是有所准备的,特点还是很清楚,技术上不是很成熟,可是作品上,它的新鲜度足够了。到了第二个展览,作品对于整个美术界来说,仍旧够新鲜,但是对自己的进步来说,因为时间太短,这个过程准备的不是很充足。有些人还不错,他是很自然的,像王克平。他很自然的做了一些。马德升也做了一些。对画油画的来说,我虽然也拿出了很多作品,新的作品,但我觉的这个时间还不够充足,这些作品很匆忙就拿出去了。有一些很不错,对第一个展览是一种进步,有一些还是实验性的。

那么,做完这个展览,正式地、公开地在官方的艺术圣殿里展出之后,下一个问题变成了对自己的一个问题。听到这种批评后,我们觉得对自己也是一种需要,更多的不是发表,而是自我消化。已经有两次时间,其实我们确实在发表上受到了很大的争议,也造成了一个社会的话题。媒体的充分的报道,大家小道消息全都传播出去,我们获得的关注量是最多的。所以造成了展览后我没有继续组织大家的愿望。可我们还是马上安排大家去外地,去介绍“星星”。我们出去了三个半月,我们去了几十个城市,带着我们作品的照片。

八一年年底我们回来,反精神污染运动开始了。所以这个情况就变得非常不容易。再加上一些其他的情况,就是我们也比较分化了,“星星”原来是一个大集体,大家都无所谓,您参加,我参加,或者不参加,后来开始个人化了。李爽结婚出了一些问题;王克平和外国人结婚出了一点问题;我和一个日本人结婚也要等待很长时间。以后我们就开始分散了。“星星”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马上三十五年,这个时间很长。想一想,我们当时为什么会引起那么大的社会轰动?引起社会上的变化?其实刚开始的时候,这个转变是很迅速的,包括政治,包括整个的社会,就一下改过来了。毛泽东去世,邓小平上台,邓小平搞经济,搞开放,接受西方的经济模式。邓小平的两个助手,一个是赵紫阳,是他的经济的执行者,胡耀邦是做教育改革,思想文化。那个时候其实比现在要快得多。胡耀邦是很清楚的,他决定改变中国的这个教育模式。原来的教育模式是从苏联来的,现在差不多全面的接受就是美国的教育方法。

到现在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而那个时候变化很快。您看,中国永远是快快慢慢的。现在经济上的进步一直是很快,迅速地变化。可是这个文化的过程,每一届上了台的政权一直都喊,要深化改革。但深化改革就需要体制的改革,他们也说,要体制改革,推动文化,这次也是一样。您可以看。从七九年到八九年的这段时间,中国的社会,特别是在思想和文化方面有迅速的变化。可是到现在这些年,我觉得文化上的变革有了很多表面上的进步,和八十年代比,有了艺术市场。北京从没有当代艺术的画廊,到现在有了几百家,近一千家。应该说变化很大。他也承认了“798”这么一个艺术区。【“798”原是北京郊区前东德设计的一家无线电工厂的代号。衰败后,90年代开始,因其租金便宜而聚集了诸多中国艺术家,并逐渐形成了艺术区。】周边还有好几个艺术区。您昨天去了宋庄【北京通州区“艺术家之村”】。这些都是物质上的变化。但是真正地提出一些问题,向一些制度、观念、根本的模式提出挑战的,还是从“星星”开始的。

“八九”他要再确认,就是“八九艺术大展” 。那个时候我们是在“星星”十周年前夕,在香港作了一个“星星十年的艺术展览会”。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可是“星星”里面很多的艺术家都去了国外,大部分去了法国,也有几个去了美国。艾未未去了美国。我在日本。在这个过程中,仍旧很不容易。您到了国外,又是另外一种,您需要安排自己的生活,搞好您的创作,然后寻找发表的机会。很多别人已经做过的,这个历史是非常清楚的,一直是被时间和很多人的工作延续着的。他们的研究已经变成了一条很清楚的路标,您要想通过这个路标,我觉得在国外也没有那么容易。刚好有一个机会在香港实现了,要是在国内没有这个条件。

采访人:您们那时候能感觉到,在体制里面有人支持您们吗?除了美术界以外的,有政治家也支持您们吗?

黄:在那个时候,您看了“星星”的展览的时候,确实有体制内的人支持我们。一个是江丰,他是美协的主席,美院的院长,他在体制内的斗争里受到了很长时间的打击。

采访人:是在反右和文革中?

黄:对,包括刘迅也是。这两个人都是在体制内,都在北京和中央有很高的职务。您可以看得出来,他们的情况和他们的想法,和后来的体制就不一样了。后来的体制,我觉得也非常不容易,您不能说,他们是一成不变的。比如现在的情况,安排UCC 的展览,私人美术馆;王克平的展览会;还有我刚才提到的那几位,像范定艾【音】,王光生【音】、潘公凯等,像徐冰,谭国斌、张【?】是在我们之后的。他们发展了从“星星”开始的中国当代艺术史。他们也是一批很出色的艺术家,他们现在都是美术学院的副院长。我刚才也说过,“星星”是不容易被融入体制内的。再一个就是“星星”您在确认了个人的身份之后,您也不容易向这样的一种情况妥协。如果在没有特别大的、比较混乱的情况下,比如说在奥运会之前,很多主流的艺术媒体,把艾未未作为他们媒体的代表,媒体的发言人。我觉得,这么一种情况,也不是说,这就是黑,那就是白,这种情况经常是混合在一起的。

采访人:艾未未他参加了第一次星星美展吗?

黄:他参加了。第二次也参加了。他没有参加这些活动,但他有作品,他的作品都是写生。

采访人:现在年轻的中国画家、艺术家,他们对“星星”感兴趣吗?

黄:年轻的中国艺术家,他们在这种教育系统里边,他们不太了解“星星”。因为“星星”发生过这么一件事情,79年游行了。体制想把这个排除在外。他不可能自我圆说。实际上他们认为,改革开放到明年已经进行了三十五年,可是在这个体制内,他们宁愿说,当代艺术三十年。因为这些人是在体制内的。有一些人,他们认为,只有在制度下赞许的事情——这是中国的一个历史的问题,历史的传统——赞许的事情才算是正当的。也就是说,当代艺术三十年。现在上海当代艺术馆正在作一个中国当代艺术三十年的展览会。在两千零七年的时候,费大为主持了一个中国当代艺术展,从八五年开始的一个当代艺术。那么这些人都是想说,在制度下,当代艺术才活下来。他是和制度内的声音紧密合作,就是说,他代表一种保守的观点。

采访人:您们准备收集一些资料,联系当时的情况,您们怎么考虑的?

黄:我是两千零一年从日本回来的,已经过了十二年了。前几年我开始整理。大部分的作品在日本,有一部分转移到北京。我最近把在日本的仓库全部解决掉,全部运到北京了。这些资料重新在我手里的时候,我觉得,一个是和美术界不断的争论发生了关系。我回到北京后,在找自己的工作室,同时发现了“798”工厂,我就变成了“798”艺术区的代言人。同时也是在一种舆论的争论里边,有一些人,他们认为当代艺术是从“星星”开始的,比较有名的有栗宪庭,有吴鸿 。可是另外有一些人,他们认为,当代艺术是在“星星”之后,是在制度纵容下、推动下,八五的教育改革之后才时兴的。那么代表人就是很多人,年轻人,他们都不太了解“星星”当时发生的情况,也没有参与过。而且他们的出身,也是从学校里毕业出来的。所以这种讨论会也经常邀请我去,我也很尴尬,总是会发生一些争论。发生几次争论后,他们就不再邀请我了。

因为我是“798”的代表,他们觉得我是一个角色,这样觉得很不愉快。我就想,我自己把这个情况,只要有机会,干脆拿出来,很客观地。我就做了那本书。那本书是在香港出的,在两千零七年就做了。后来我也和一些人合作,比如说,北京的《新京报》,他们登了一个“八零后的开放思潮”,把我和陈丹青都给加上了。我作了第一期,也有很长时间的采访,有一篇很长的报道,占了一个版面。这些情况造成了我有些压力:我自己的画,用我自己的嘴来说,是否客观?别人会说,这是他的主观。我想最好用一种比较好的方式,把这些资料收集起来,变成一个资料库,文献库。是开放的信息交流方式,您可以看,可以对照。当时社会上已经发生的,被封存起来也好,可是是真实的记忆。您可以去分析,不需要我说,我们做了什么,让这些材料说话。这才有“星星”启动会的开始。

当然还有一个就是时间越来越紧迫,因为我们开始年龄越来越大了,如果我们不做,那这些材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些材料都在我的柜子里,慢慢都在整理,当时原始的文字记录,比如说,谁的作品,当时怎么交上来的。然后还有通信,观众意见等等。造成这种紧迫感的还有一个原因,拍了当时“星星美展”的独立纪录片的池小明,两千零七年的时候去世了,癌症。因为我知道他拍了,就想问,他拍的这个片子可不可以给我们?以后就是卖给我们,怎么卖?多少钱?后来就变成了很多复杂的技术问题。这就造成了我们必须有一个合理的平台来操作这些事情,不然的话,一个人解决不了。

采访人:您们有几个人合作办这个事情,还是到现在……?

黄:到现在为止,一直是马德升、王克平和我三个人合作。我有一个办公室,大家都是在支持我怎么操作。还有就是在最近,我们和其他的几个“星星”的人说,跟严力说了,跟曲磊磊说了,毛栗子,还有杨益平都说了。

采访人:有没有可能,把当年“星星美展”的作品集合在一起,重新展览?

黄:有一点点可能性,“星星”的这些当时的作品,我觉得大部分都已经失散了。比如像严力,他到了美国,那个时期的作品,他都卖了。还有一些当时的艺术家,处理作品的情况,大部分都是这么一个过程。您要说,一个完整的“星星”的展览的恢复,还是可以的,它更多的是依靠一下历史的资料,它需要把这个历史还原,有一些原来的作品我觉得就够了。恐怕作为前面的、所有“星星”的艺术家都参与的这样一个展览会,是不容易的。一些被挑选的艺术家,被挑选的作品,这是有可能的。

采访人:中国国内的媒体,今天还能提到“星星美展”的这些情况吗?有没有记者来采访您们,比如说当时的情况……?

黄:明天就有。明天是官方的电视,可能是文化部的,他们要做那个“中国当代艺术史”,其中也要讲到“星星”。前两天,有一天的时间接受了一个采访,是来自国务院的新闻办公室的,他们批的这个预算,是做六个影片,是关于中国当代新文化现象的典型。“798”算一个,所以后来采访我。

采访人:问题是,当时的星星画会的活动,也带有一定的政治性、社会性的因素,这些东西现在能讲吗?

黄:您讲“星星”是没问题的,可以讲,可以发。可是您要讲十月一号做了什么事,您可以讲,但是他们不发。

采访人:比如说,您们说,第一次展览被官方关闭了,这些能讲?

黄:这些你可以讲,他不给你发。你在外面展,他们会给你发,但是你被官方取缔了,他不给你发,你抗议了,上街了,他不给你发。因为我们碰到一个情况,就是前几天王克平的展览会开幕式之前,我们有一个讨论会,在 UCC。然后我把这些资料都发给了他们,他们也放了那些影像,在我们的背后放。然后我转到前面来,重新看这些影像的时候,其他都有,但是十月一号这一天都没有了,准备好的东西,他们把这一段剪掉了。

采访人:谁剪掉了?

王: “798”的管委会。

采访人:现在的杂志能登王克平的那个《偶像》、《万万岁》这样一些作品吗?

黄:官方的不会登。美术杂志可以登,而且登过。我刚刚买了一本上海出版集团出的那个麦克·苏立文【Michael Sullivan, 1916-2013, 英国汉学家和艺术史家】的,他出的那本书,中文版的出来了。有《偶像》,其它的毛像的作品也有,可是里边的文字没有“星星”的东西。也没有一九八九年的六四天安门事件。他那一段叙述历史的时候,都是用了删节号。英文版的肯定是存在的,它是不能回避的,中文的没有了。

采访人:除了您们自己以外,有没有别人专门研究那个时期的艺术运动,比如“星星画展”等?

黄:原来吕澎在中国美术学院,在杭州的那个,主持美术史系的时候,当时的美术史系做了一些研究。他现在是成都美术馆的馆长。他以前在杭州教书的时候,他做了这个研究。研究“星星”,研究“八五”,研究“八九”,研究后“八九”,然后他也做了一本书,在国内也出版了。

 

 

 


字体:

Die chinesische Demokratiebewegung 1978-1981 – Erinnerungen der damaligen Akteure

Institut für Ostasienwissenschaften - Sinologie
Universität Wien
Spitalgasse 2, Hof 2
1090 Wien, Österreich

T: +43-1-4277-43840
维也纳大学 | Universitätsring 1 | 1010 Vienna | T +43-1-427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