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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明德 (2014年)

薛明德简介

薛明德 (又名 Samuel Huang 黄星益),生于1955年。70年代末在四川画画的人都晓得重庆沙坪坝有个画画的怪人叫薛明德,他是一位普通的工人,却在自己的家里办起了一个私人画展,叫“野草画展”。1979年初在北京民主墙前办了第一次路天画展,接触了民主运动的人士和星星画会的先锋画家。回到重庆以后多次被拘留、判刑。1993年移居美国,把他的油画多次展出来,也参加中国海外民主运动的活动。2000用 “Samuel Huang” 的美国护照,未获阻拦得以进入中国, 在离别17年后第一次去重庆与年迈的母亲重逢。现在住在纽约布朗克斯区。

 

 

采访薛明德(2014年5月27日于他美国纽约市布朗克斯区的家)

采访人 (Helmut Opletal/欧普雷) : 我想问问你,现在三十多年以后,回顾这个时期——78年、79年、80年,你有什么感觉、什么想法,那个时期对你有什么意义的? 

薛明德:我认为,我1978年、79年、80年、81年我进了监狱,长达九年,有七次,这一切我认为都是值得的,我不认为我是无辜的,因为我知道我做这一切我都要付出,都会有牺牲,都会要付出代价。我付出代价了,我无怨无悔。我不是要付出这么多代价来索取什么名誉、地位或名望,那都不是我要的,我要的是做一个自由人。什么叫自由人呢?我从小热爱艺术,画了几十年的画,在绘画里面我体会到什么叫做自由人。你的画,就是按照你内心的想法去画的,凡是违背了你的心愿和想法,那都不叫艺术,都是人格的背叛。这是我几十年来的体会,对我很重要。我认为我爱艺术,艺术爱我,就是教会了我没有背叛。背叛就是背叛人格的尊严。我坚持了这一点。只有艺术给了我这个自由的旗帜,我高举它,所以人格上我不许背叛。

采访人:你原来是四川人? 

薛:重庆人。

采访人:你为什么去北京,拿了一些画在那里? 

薛:我的父亲是画画的,我从小受他的影响,热爱艺术。当我考进四川美术学院附中的时候,我就发现整个中国的美术学院的教育体系是压抑人性、人格和人的想象创造力的。艺术在于创造,可是它压抑创造,而是循规蹈矩。这跟我的美学追求是格格不入的。所以在过去那些年里,我受了很多苦难、迫害和打击,一直到1978年。那个时候,中国正处在一个变革时期,暴君去世以后,中国面临着一种文化的春天。作为一个艺术家,有着超前思想的人,预感到这个社会要改变。这个改变一定需要有些人去带动它,所以我就站出来了。

1978年,我就给重庆市政府写信,我要办个人画展。当然,他们坚决反对。我的想法非常简单,他们在公园里唱歌跳舞不需要批准,那我到公园里面画画也不要你们批准,我可以去办画展,这就是一个文化、艺术嘛!所以我就办了一个画展,然后去了北京。这就是这个专制社会必然的结果。你爱国,我爱国,但是这个国家不爱你。你说你有思想吗,但是这个国家就不允许有思想的人存在。你薛明德讲真话吗?你讲真话就不是爱国的表现,就把你关到监狱里去。这就是我几十年以来得到的教训。所以,我敢于到北京去办这个画展,我就已经做了这个准备。1979年1月份,我在重庆办画展。

3月2日在北京民主墙去办画展。当时我办画展,就已经做了这个准备,如果要破坏我的画展,我就跟我的作品同归于尽,就已经把我的生命置之度外了。今天来看,如果我生活在毛泽东时代,我肯定掉脑袋。暴君去世了,1978年,我举办画展,这个行为我是余生者。如果我生活在1976年以前,暴君还在的话,我肯定就杀头了。幸好,改革开放了,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政策松动了,所以这个社会还容忍了我,让我成为了余生者,虽然我付出了代价,妻离子散,虽然我蹲了九年监狱,七次被抓进监狱,我的一生被耽误了这么多年。

采访人:刚才你说1979年也去过北京,接触过星星画会的人,那次是怎么回事? 

薛:因为我在北京举办画展,我就认识了很多北京画画的朋友。事实上,在1979年以前,还没有举办画展以前的78年,那个时候在北京举办法国19世纪农村风情画展,那个时候,我在美术馆讲演,宣传西方的艺术,那时候三中全会还没有开,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北京很多画画的人跟我交朋友,我跟他们讲解现代西方艺术。

中国人不知道什么叫马蒂斯【亨利·马蒂斯 Henri Matisse,1869—1954,法国著名画家,野兽派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人物,他以使用鲜明、大胆的色彩而著名】,也不知道什么叫康定斯基【康丁斯基,也译成“瓦西里·坎金斯基”, Wassily Kandinsky,1866—1944,出生于俄罗斯的画家和美术理论家】,他们不知道的。我就跟他们宣扬这个观点和基础,然后我才可能去办我的画展。

当然,民主墙时期,那些搞民运和刊物的,他们也是作为我们一个群体。当我举办了画展以后,同时,因为国际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当时我们有艾未未,他当时是北京电影学院舞美系的学生,我们是朋友。当然还有王克平,他是实验剧院的编剧,我们都很熟。当然,包括《今天》黄锐、马德升,还有冷冥【画家李爽的笔名】,就是青年剧院的美工,她的男朋友叫严力,我们都很熟。因为我开画展,不客气地说,就是以我为中心,围绕了这么多人,然后我们就开会,想搞大,搞个群体的艺术。后来我们就关监狱了。黄锐、马德升他们排斥我、打压我。

采访人:为什么呢? 

薛:很简单,因为我是被共产党关监狱的人,我的画还允许展出的话,对他们肯定是有影响的。他们一定有这个考虑,到现在他们都不承认我。在欧洲,很多记者问到我,他们就讲不认识薛明德。徐文立也是,他写的所有文章,你看最近网上的两篇文章,只字没提我。他们根本就不承认我最早在北京举办现代画展。由于我发起、煽动、策划、参与了星星画会早期的工作,后来我被抓进监狱去了,然后我就跟星星画会完全隔绝了。

采访人 : 那被抓是在1979年? 

薛:6月13日。

采访人:抓你多长时间?抓你是在北京?然后你还一直留在北京? 

薛:第一次三个月,然后1980年又三个月。都在北京被抓的。没有都在北京留着,抓了以后就送回到重庆,回重庆又关三个月,放了以后,我就在重庆开了个黑的画店,然后他们又给我查封了,说是在居民点不能搞商业,有碍观瞻。实际上,这个画店开了以后,来了些外国代表团,没有经过政府外事部门批准,他们直接来了。有美国的、法国的,都来了。就是说,北京的星星画会我没有参加,我被排斥掉了。一方面是共产党把我抓进监狱,一方面是黄锐、马德升他们把我排斥掉了。

采访人:你是怎么认识和接触民主墙那些民办刊物的人的? 

薛:最先是在1978年。我是1979年1月28号在重庆举办了巡回露天画展,就是公园开画展。在那之后,我在重庆看到一个《四五论坛》的杂志,在墙上贴的,上面有联系地址——徐文立,白广路2条,我就给他写信了,就说我要到北京来开画展,希望得到您的支持。然后徐文立就回信了,欢迎我去,他们会派人来接待我。接到以后我就跟宋仁堂【音】很快就发生了很剧烈的矛盾。所以我就跟四五行动看法完全不一致,发生了很多矛盾和摩擦。当时我跟徐文立说了开画展,徐文立就跟《今天》的芒克他们谈了这个事情,因为他们是民主墙搞刊物的那个,芒克说我们《今天》是搞诗歌、搞文化工作的,不是搞政论的,所以如果我们《今天》来接待薛明德,徐文立你们就放手。

徐文立没有答应。所以徐文立就没有让《今天》来插手接待我,而是徐文立他们《四五论坛》来接待我的。后来我就被抓了,最后一次六年,1981年就抄了家,把我关监狱六年。后来又发生了很多事情。1982年冬天2月份,我在上海。徐汇区工人俱乐部为我举办画展。那时候我在上海有70幅画,后来上海公安局知道了,就给上海徐汇区工人俱乐部打招呼了,说你们给薛明德举办画展有政治后果,他们就吓坏了,就把我的画展取消掉了。后来还有很多很多,包括我在监狱里逃跑。

我是1981年的6月被抄家,关了一年后我就逃跑了,全国发通缉令抓我。这个故事很精彩。跑出来一个月,我在温州雁荡山被抓了。从监狱跑到温州这一路,在外面画了几十幅画。在九江就画了十几幅,在雁荡山也画了十几幅,一路都画。后来我被抓回去,但我不知道他们把画都没收了。直到我从监狱出来以后,温州的人才写信给我说,说公安局把我的画作为我逃跑在外的证据没收了,但是重庆公安局没收我东西,没有让我签字。这是我的艺术品,就这样不了了之了。像这样的损失很多很多。

在重庆大部分都是我在监狱画的画,有几百幅。他们不让我画画,所以我逃跑了,事情就闹大了,从公安部下来的命令,要我保证不逃跑。我说我不能保证,就算我保证了你们也不相信。我逃跑是因为你们不让我画画,我认命了,我自生自灭,我画画是我喜欢,我死了就跟画一样,烧掉嘛。我没有说我的画怎么样,我只说我喜欢画画,你们不妨碍我画画我就不逃跑,他们就答应了。所以我自己争取了这个画画的条件,我自己做颜料。

采访人:这是1983年? 

薛:82至87年。

采访人:其他搞艺术、搞文学的人好像都没有被抓。为什么他们只抓你,不抓别人呢? 

薛:第一,我是第一个出来发展的。枪打出头鸟,敢为天下先。人家不敢做的我做了,就是这样的。所以我做了之后,这帮人就来观望,怕受牵连,跟我划清界限。黄锐、马德升就是这样的。这是其一。其二,由于我的一些观点跟传统的格格不入。他们要艺术为政治服务,宣扬集体主义。因为我谈到我的艺术不为政治服务,我的艺术是个人奋斗,表现我个人想法。我是第一个这样提出来的,星星画会是一帮人,法不制众,所以拿我一个人杀鸡儆猴,把我抓起来,来吓他们。现在因为社会形势变化了,不像毛泽东时代了,没有人绝对权威了,星星画会的画展查封以后他们上街游行了,他们让步了。所以我们说,政府也是人,政府是个抽象的概念,是具体的人,那个人就是毛泽东,他就是绝对权威,谁都怕他。

毛泽东没有了,邓小平要考虑。他是伸缩政策,毛泽东没有,绝对没有,他是格杀勿论。到了后面,没有绝对权威了,它就让步。所以法不责众,一群人都上街了,我们艺术自由,还有这些原因在里边,我都考虑过。这么多年过去了,后来重庆有个野草画会,也是我发起的。【1979年秋,重庆的几位艺术家萌生了举办民间画展的想法,提出了“野草”的主题。后又联系了四川美术学院的师生加入。1980年1月11日,“野草”——同人画展在重庆沙坪坝公园举行。四川美术学院的师生也参加了画展。同年成立野草画会。】这个野草画会后来也把我排挤掉了。

今天,真相大白了,重庆野草画会展出的地方叫沙坪公园,这个人就是沙坪公园的负责人,他也是画画的,叫李德虹。他说,这么多年了,我们真的以前把薛明德委屈了、冤枉了。他这话的意思是,我是个沽名钓誉的野心家、阴谋家,根本不是搞艺术的,他们以前都这么看的。所以不是搞艺术的,共产党把我抓了,应该抓。抓了以后如果现在野草画展里面还有薛明德的画,他们就会受牵连,这是他们今天跟我说的原话呀。三十年过来了。他们说,现在我们才知道薛明德是被冤枉了,当初我们排挤薛明德,不让他到野草画会来,就是因为他不是搞艺术的,他捣乱,共产党把他抓起来,活该,应该被抓。如果他被抓了,我们还跟他一起开画展,我们就要受牵连。他们现在就这样给我道歉的。事情都过去了嘛,还说什么说,代价我付出了,吃苦的还是我,所以我无怨无悔。

四年前,我回去。罗中易【音】派他的助手来跟我谈判,让我把这篇文章删除掉,他给我好处。两次请我吃饭。他现在是院长、美协副主席。为了遮掩他六七年的罪恶,像纳粹一样的,剃光头、涂墨这种行为,我的文章里写了,他就要他的助手来跟我谈判,要我删除。他给我好处,就说明问题了。因为我从开始到现在就跟他们对着干,这是我的个性、意志和观念。我不妥协、我不背叛。所以,从来就没有好果子吃。对国家政策、对个人都是这样的,我就是认理不认人。不允许我开画展,我开了,你要杀头就杀去,我这条命给你了。我的画,不要说野草画展,是体制外的,不是体制内的,就是在野的、个体的,不是群体的,你有你的风格,我有我的风格,我们要强调这个现代艺术的观点。我们组织这帮人来开画展,怕被镇压,他们就把美术学院的老师学生拉进来,也把西南师范学院美术系的学生老师拉进来,给他们增加安全系数。这就改变我们的初衷了,从这个方面一看就发现我跟他们完全是格格不入的。

我多次被抓捕、关监狱,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他们在多次审讯我的时候,就说了几个问题:第一、我了解的事情太多了,不该去的地方我去了。北京饭店、北京驻华的外交使节的公寓、使馆。接触的人有记者,还有访问学者,还有商人,很多外国人,关系很复杂,这里面难保没有敌对势力给我的任务,做潜伏的间谍。所以我多次被抓。他们认为我的艺术没有艺术价值,没有基本功,把个东西画不像,所以就不是画画的。

他们要的是写实主义,我不是写实主义,我搞现代艺术。他们认为我不是搞艺术的,另外还有其他的目的,所以把我抓起来,要搞清楚我背后的关系。背后关系有两种,一个是在国家政府机构里那些,有人同情我、支持我的,比如胡德平【原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长子】,胡耀邦的儿子就支持我。万里的儿子万仲翔支持我,他们都请我作客吃饭,他们把内部的情况透露给我听。万仲翔这样跟我说的,薛明德,现在开始,你跟魏京生他们划清关系,党中央支持你,你就会很顺利了,不然你就会跟他们一样。这是万仲翔跟我说的原话。中央里面,当时79年,《北京日报》记者唐欣采访我,一个报道,在内参报道的。他采访我的时候把我当做改革开放正面的例子,社会开放了,多样性了。

采访人:这个报道你看过吗? 

薛 : 我看过,内刊。他们没有给我,也不可能给我。当时说我是个正面的事例。后来,胡乔木、还有陈云批示了,说薛明德这个事情不能容忍了。所以《北京日报》的记者唐欣,他的父亲是个高干,内参报道了。报道以后,邓小平有批示,很多人对我的问题有批示。那个事情报道以后一个月,唐欣就又跟我见面了,向我道歉,说对不起,这个事情不是我能够控制的局面。我受团中央的指示来采访你,我们本来是把你作为一个正面的事例来报道,可是在编排的时候,就被胡乔木、陈云他们把你看成了反面材料,不能再容忍了,所以完全就把我们当时的初衷给改变了。这个很重要。

采访人:那这个唐欣他们为什么找你采访? 

薛:因为我在民主墙开画展了嘛。

采访人:他都问你了什么问题?采访你都是关于什么方面的? 

薛:3月2日我在民主墙举办画展,在民主墙就有路透社、法新社很多西方通讯社记者采访我,3月4日就报道了。就说是薛明德的现代艺术,让西方第一次看到了中国的现代艺术,又说是中国现代文艺复兴的起点。这都是法新社、路透社的报道。在《费加罗报》【法国 Le Figaro】和《每日电讯报》【英国 Daily Telegraph】报道了。唐欣就是在这种背景前提下面,受团中央指示采访我的。就这样几个问题:薛明德,你是哪里人?你受什么教育?你既然是艺术家,那么你对艺术的见解、观点、看法。那么你现在画这些画,西方喜欢你的画,中国人不喜欢你的画,你这画里的意义在哪里,为什么他们会喜欢?又问了我,对中国政府有什么要求。

因为我没有工作,我开了画展,国际上影响很大,你对你个人有什么要求?说得更明白一点,给你一份工作,给你好的条件、待遇。就给我这些问题,要我回答。我说这个不是我能提的问题,你们不是告诉我吗,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它要体现在什么方面?就是说要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到底我这个人是不是废物,还是个有用的人,你们来检验。你们认为我是一个有用的人,你们就应该把我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上去,发挥他的才能,对社会有贡献,产生价值。这不是我要提的要求。我都没对社会表示仇恨,我仍然热爱我的艺术,我知道这个社会今天不支持我、不理解我,因为我跟他们有个距离。正因为我知道这个距离,我才要奋斗下去。不然我就跟他们一样,自甘堕落了。

作为一个中国人,还有这样的人愿意向上奋斗,提升自己,这种人还被认为是个罪人,要关监狱,这就是过去的年代里面给我的教训。所以说我在跟唐欣谈话的时候,我就谈到了。就是在79年开画展以前,我也已经多次进了监狱了。在文化大革命我在读书的时候,我就已经被关监狱了,理由是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就凭这个关了我47天。我翻墙逃跑了,又被抓回去毒打。我多次被抄家。所以在79年开画展以前就已经有这些经历了,这个社会对我这样一个这么善良正直的青年人追求美好东西的时候,受到这么大打击的时候。后来我就发现,不能妥协。我只有自己去追求好了,再多的磨难我都要追求。

采访人:像唐欣那些人,他自己对你的话、对你的态度,你觉得他是同意还是反对你做的事情? 

薛:他是同情的。他采访我是同情我的,不反对,虽然他的采访稿被改变了,对我不利了,不是他的初衷了,本来是改革开放好的例子,可是最后变成乱套了。所以他来给我道歉了,所以后来我就进监狱去了。当时还有《人民日报》记者,好几个,现在我名字搞不清楚了,应该姓张,都采访过我。还有一个姓徐,徐明和【音】,这个人很好,很开明,后来我从监狱出来,知道他到《人民日报》杂志社去做编辑去了,叫《世界观察》还是什么的。回忆当时那个事情,很多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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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e chinesische Demokratiebewegung 1978-1981 – Erinnerungen der damaligen Akte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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