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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力 (2013年于北京)

严力简介

1954年出生于北京,旅美画家、纽约一行诗社社长、朦胧诗人代表之一。严力1973年开始诗歌创作,1979年开始绘画创作。1978年参与民刊《今天》的诗歌发表及活动,1979年为民间艺术团体“星星画会”的成员,参加两届“星星画展”的展出。1984年在上海人民公园展室首次举办个人画展,是最早在国内举办的前卫个人画展。1985年夏留学美国纽约,1987年在纽约创办“一行”诗歌艺术团体,并出版“一行”诗歌艺术季刊,任主编。2001年“一行”诗歌艺术刊物改为网上刊物。1985年至2006年,曾在香港、法国、英国、美国、日本、瑞典、中国大陆和台湾举办过个人展或参与集体展。同时,在大陆、香港、台湾、纽约出版过小说集和诗集十种以上,作品被翻译成多种文字。

采访严力(2013年10月27日在北京"798"艺术区)

采访人 (Helmut Opletal/欧普雷):请你先告诉我,你自己怎么想开始画画的?

严力:情况是这样的。因为你有欲望想表达,然后你周围的朋友有用文字的,也有用艺术材料的,我就也想试一试。

采访人:那是什么时候? 

严:1979年。

采访人:以前没画? 

严:以前没有画,但是受过影响。小时候在家里,我爷爷是一个中医,他也是一个艺术收藏家,他收藏了很多中国的古字画。小时候,我每年都帮他搬一些画儿,因为在南方,容易受潮,到了春天,画儿要晒一晒。所以从小时候五六岁到十一二岁,我经常会看很多传统经典的画作,包括书法。

采访人:你是在上海吧? 

严:对,在上海。后来呢,1970年,我在北京第二机床厂的时候我的一个同事是印尼回来的华侨,他比我大两三岁。我住在宿舍里,宿舍的同事就是那个印尼回来的华侨,他喜欢画画儿。而且他经常会把我的一些情况画成速写。还有一张画,就是他画我当年在宿舍的情况:我在抽烟、喝酒、想女孩子。所以,画,本身对我来说,是从小就有这个想法,可以记录一些东西,和文字一样。

采访人:我了解你是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

严:对。我父母都是解放前的大学生。我爷爷当时被关起来四个月,就自杀了。然后我父亲文革期间也被隔离审查,关起来四年,我们都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隔离审查,是文革期间经常发生的事情,就是你有问题,但是他们也找不到太多的根据,就把你隔离起来,让你自己写你以前干过什么,让你坦白。那四年我们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他也不告诉我们在什么地方。所以文革对我来说,整个是一个疯狂的、没有法律的、没有道德的一个时期。而我在这个时期,就是十二岁到二十二岁,受到刺激肯定很多,因为十二岁之前毕竟还是在家里,有一定的规范和道德底线,而且爷爷奶奶和父母都会对我有一种道德和修养的教育。突然,什么都没有了,而且我最爱的人都遭受打击、被关起来,有的自杀。所以文革对我的印象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反人类的罪行。

我现在想起来就是这样。那时候感觉就是不明白为什么能这样,绝对不明白。在我的了解中,我的家人都是很好的人,怎么突然就因为在他的专业上比较有名,就变成坏人了呢?我爷爷作为医生,他不能选择病人,不能说你是一个坏人,我就不给你看病,因为没有一个医生会去调查一个病人的档案,才决定给不给你看病。但那时候的罪行就是说,你给很多坏人看过病。

采访人:1979年你就开始画画的。写诗也是那个时候开始吗? 

严:写诗很早。1973年就开始写了。

采访人:73年写了什么诗?

严:写一些……  尽是郁闷嘛,因为见不到家人,家里人受冲击,就是写一些痛苦的东西吧。但是那时候还在文革期间,我也知道我的东西不能让人看见,看见以后会有问题。

采访人:所以你都是写给自己看的,你有没有给朋友看?

严:对,都是写在自己的日记里。也有的给朋友看。当时跟芒克多多都是朋友,互相还交换看一看。因为我们知道我们都是一伙儿的。他们是比我更早一点,他们从1970年就开始写诗了。我比他们也小个三四岁。1970年我认识芒克、多多,他们开始写诗,对我也有影响。但我确实也有很多内心的东西,想要发泄出来,诗歌是个比较好的方式。画画儿是因为当时李爽是我女朋友,她在我家里画画儿,因为她家里空间不够。我自己家里空间不是很大,但是自己有一个房间。她就在那儿画画儿。

后来黄锐他们就要组织一个展览。我们当时已经认识,因为我们都是《今天》的。当时很多星星画会的人都是先参加的《今天》杂志社的,比如黄锐、曲磊磊、马德升、钟阿城、我,原来都是跟《今天》有关,也发表东西。画画以后,画了两个月,黄锐到我家来看李爽的画儿,一看满墙的画,怪怪的。他说,很好。李爽不在的时候我用她的画箱自己画,其实我没有跟任何人学,但是我小时候看过很多画儿,再加上我在工厂宿舍也有朋友画画儿,所以我知道画画儿怎么回事儿。画画儿这种事情是很容易模仿的,只要把一块板子放在那儿,有颜色,就开始涂吧。就是这么试出来的。就用我写诗的想象力去画。

采访人:那你们是怎么办起来展览的? 

严:我回忆就是当时我们在民主墙的时候。看到民主墙很多人贴大字报,也有贴一些政治呼吁,也有画家在那里挂画。我记得第一个在那里挂画的是一个成都来的,叫薛明德,他挂他的那个水墨。后来又有贵阳五青年,其中有一个叫尹光中的。我们当时认识他。然后正好在那前后,六月份,有一个“无名画会”,他们的画在画舫斋展览了。这是19796月份。然后我们就问,你们怎么回事儿。他们就说他们向北京市美协申请的,批准了。当然他们的画相对温和,是静物写生、风景写生,占百分之90以上。偶尔有两张灰蒙的,有张伟的,有冯国栋的,有两张比较出格的。黄锐他们看到这个以后,就觉得我们也可以搞。然后向北京市美协申请展览的地方,但是刘迅说我们已经排满了,没有办法了。然后我们就决定在美术馆墙外展览。然后就邀请了大概十几个人参加。

采访人:你现在想到当时这样做有什么意义,对后来有什么影响? 

严:当时根本没有想过对后来会有什么影响。但是当时就觉得自己需要表达,想表达自己的感情和自己的想法,因为压抑了那么多年,每天都是《毛主席语录》,每天都是《人民日报》、文革这么下来。毕竟在文革之前,我还受过五年的小学教育,知道有数学、语文、地理,后来都中断不教了,家里人又受到冲击,你就会发现自己有很多话要说,有表达的欲望。为什么社会有很多人愿意做文学艺术,因为他们需要用一个媒介来表达这个东西,但是也有很多人,他们需要欣赏这个东西,不一定创作。所以我们创作就是为了给别人看的,与人分享。首先要满足自己的表达,如果表达得好,别人还能分享。其实我很早就很想表达自己的想法。

采访人:1979年到1980年,你好像是他们团体最年轻的一个成员。

严:比较年轻的,只有李爽比我更年轻。

采访人:作为一个比较年轻的画会的成员,你刚刚开始画画,那你在这个团体里的地位,他们尊重你吗? 

严:他们当然尊重我。因为我是画得最怪的。我没有受过训练,所以我反而画得最怪、最新奇、最好玩儿的。因为我们不受任何限制,加上我也喜欢朋友,所以他也喜欢我。同时因为我也写诗,想象力比较丰富,比一般的画家想得多一些。很多画家会避免画面的叙事性。但是作为一个诗人,就无所谓,我就要叙事,没有这个条条框框,只要这个画面别人看了有意思,别人觉得可以分享到你的信息,所以我没有任何束缚。现在证明是对的。

采访人:你说了你们很多星星画会的跟民主墙、民主运动有关系,你那时候是怎么考虑这些政治性活动的?你也参加了吗? 

严:对对,当时我也是这么考虑的,我在诗里头表达了。其实我觉得跟他们一样的,他们只是用文章,但是有可能我还觉得诗歌更高级一点,也有可能有这种潜意识,因为诗歌更难写。每个人的天赋不一样,你觉得适合用诗歌表达,但有的人很理性,他觉得用文章那种逻辑思维,可能对他来说更顺手。所以很自然,我没有说要避免什么东西。我如果要避免,我连《今天》还有“星星”都不参加了。也有很多人害怕当时的情况。很多人原来参加了《今天》,参加了“星星”,一次两次,然后他们走掉了。

采访人:你家里受到了文革的迫害,你那时候没有害怕? 

严:那时候也有害怕。但是那个时期——79年、80年——的情况要比文革时期要好很多。既然连民主墙都可以存在,那么我觉得这个东西给我们的压力不是说大到像文革期间,这个压力已经减轻了一部分。再有,我们当时能失去的已经没有了。已经无所谓了。当时我在工厂里一个月18块钱、21块钱的工资,住在宿舍里,你说我有什么财富?我爷爷也自杀了,我父亲关了四年放出来,病重,81年他就去世了。尤其是81年我父亲去世以后,我觉得我没有什么可害怕的,也没有什么可失去的,大不了就是自己被抓起来。所以,我没有任何我想保护的东西,造成我不去参加某些危险的东西。你要放在那个时代背景下看,我们为什么不害怕,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这一代人,在大的情况下是类似的,小的情况也是人之常情。有些人希望自己成为比较有名的诗人、或成为比较有名的画家,他可能在某些情况下有些经营,但是这些都是可以原谅的,是人之常情。但是在大背景下,我们都是在同一个命运底下的。

采访人:1979101日的游行你参加了吗? 

严:参加了。我和李爽都参加了。照片上没有,因为我们在后面。为什么呢?这个情况我会说,李爽也会说。因为黄锐通知我游行,他到我家,留了个条,说第二天我们在民主墙集合游行,是几点钟。但是他纸条放在我家里,我不在家,我爸爸就看到了。第二天起来,我爸爸就不让我出门。李爽来找我,说我们一起去,李爽进来,我爸爸就坐到门口,说你不能去,很危险,游行,从来没有过。

黄锐好像说9点钟集合。到了9点半,我就跟我爸说,你看,时间已经过了,他们已经开始了。这样我们就走了。赶到那儿,他们刚刚出发,然后我们就冲过去。我们一到,他们刚刚出发,结果我们在后面。一直从民主墙,从前门那边,天安门不让走,前门绕过去到了后头,我们一直在。这点是没有问题的,游行完了以后,我们胜利了嘛,说你们回去等消息,给你们解决展览地点。然后我们这帮人就去了东风市场的二楼,我们吃的午餐,钱是我付的。主要就是星星画会的,还有一些朋友。我们在露天画廊展览的时候别人捐的钱在我手里拿着,我去付的这个钱。

采访人:后来你还继续画画儿? 

严:因为就是这样,我们星星画会最后被定性——后来我们才了解到,内部最后被定性——游行是反革命行为,所以星星画会的人都遇到各种各样的麻烦,包括毛栗子也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麻烦。之后我们要换工作或者做什么事情,肯定会遇到麻烦。我们第二届之后就再也不能展览了。这时候正好对外比较开放了,可以自费留学,可以跟老外结婚,所以逐渐的,一个个都出去了。因为我们在这儿不能发展,他压着你,我们不能办展览,因为我们尝到了办展览的甜头,我们尝到了这个自由,再把它放弃,我们是不甘心的。

后来开放了可以出国,我们当然要出去了。就是这么很简单的一个想法。所以那时候出国的人,都是身上没有多少钱出去的。那时候刚开始出国的人是为了一种理想,没有任何经济上的准备,只是因为国内有很多政治问题,不想待了。所以,从19801981年开始出国,一直到8687年,出国的人基本上不是有经济准备的。很早就是艾未未,1981年就走了。然后赵刚,也比较早的。然后早一点的就是黄锐、王克平,跟外国人结了婚。然后李爽出去。然后我,然后马德升,然后曲磊磊,然后毛栗子也出去。钟阿城要晚一点。

知道的星星画会的主要成员基本上都是1981年到1987年出去的。有些人还是要两头跑,比如说,王克平、我、李爽。黄锐入了日本籍,也会两边跑跑,有时候也会去日本。但很多人已经有了外籍了,无所谓了,想在哪里待着都可以。问题就在于“星星”,在于我们的历史是不被宣传和记录的,所以在海外也看不到很具体的关于“星星”的东西。除了张颂仁【香港汉雅轩画廊 (Hanart Gallery) 负责人】在十周年的时候办了一个展览,但这个也有限,也没有多少人看到。我们唯一一次比较正规被全面记录的,从张颂仁开始。我1985年出国的时候,在香港碰到他,给他讲星星画会的故事,他有兴趣了,说要看看十周年能不能办一个展览,我就把所有人的联系方式给他。他就开始联系,然后就做成了这个展览。他当时投入了二十多万美金,他当时是有理想的,这一点我是肯定的。他花了很多精力做,而且还是巡回展览:香港、台北,然后法国。

采访人:那现在在国内,媒体怎么提到你们星星画会? 

严:我们都是作为个人被提到。比如说你正好办了个人展览,它提一下,说你参加过“星星”。湖南美术出版社曾经出了一本小册子,介绍“星星”的,是用张颂仁这本书剪接了一下,出了一本小的书。那是中国唯一正规出版的介绍“星星”的。而且很多年以前了,大概在九十年代初的时候了。再后来,关于“星星”的,黄锐在日本搞过几次,但是他都是小范围的,不是五个人就是六个人,就是没有毛栗子、杨益平这些人,就我们五个人,15周年在东京画廊搞了个小东西,算“星星”的十五周年展。

然后二十周年展他也搞过。所以这些都是有情可原的,但他也努力做了。直到2007年,我做了一个“星星”的回顾展。因为在之前我就问黄锐,你要不要做。他表示他不愿意做。因为他那个时候正在798做艺术节,忙那些,他没有兴趣。他说,我需要时间,严力你给我两年时间,那是我2003年跟他说的,到2005年我就问他,两年过去了,做不做啊?他说他还不行,还要等。他说,我想找到国外的基金会。我说你想等钱,我们不是为了钱做。所以这是我跟他冲突的地方。他就是习惯了要找到基金会的赞助才做。我说我能找到朋友赞助,我也可以做。

然后过了三年多,我跟他说,我来做。我就做了。所以他没有积极地参与,但是也有两张画是在朋友那儿的,也展览了。黄锐现在还在做,他做事以找国外基金会的名义,还在做。但问题是,很多细节他不跟我们通告了。像我,就都会跟他们通告,情况怎么样,现在到了哪一步。他就不告诉我们。所以他爱做什么就做什么。前两天我见到他,就跟他说,你把你有的资料弄一个目录出来,如果你欠缺的我能给你的,我会给你,因为这属于集体的,不是个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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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e chinesische Demokratiebewegung 1978-1981 – Erinnerungen der damaligen Akte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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