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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江 (2014年)

苏江简介

王希哲 的妻子。苏江出身于一个医生的家庭, 1976年初跟王希哲结婚,秋天生下了他们的孩子。苏江的家庭在那一段时间里遭到了沉重的打击。现在跟王希哲一起驻在旧金山湾区 。

采访苏江 (2014年6月12日于美国加州伯克利的某酒店)

采访人(Helmut Opletal/欧普雷):请你告诉我,你怎么接触这个集团,怎么知道你自己对那个时候有什么看法?现在回顾一下,有什么感觉?

苏江:因为我和王希哲是同学,当时我是初中,他是高中。文化大革命之前我们并不认识。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我们就是参加同一个组织,战斗队。文化大革命后期的时候,我们谈恋爱,后来我们分别到了农村,到农村我们经常通信。

采访人:在农村的时候你们是分开的?

苏:分开的。他去阴德,我去惠阳。到后来回广州,他先回广州,我还没回,他回广州后就接触了李正天啊,陈一阳啊,还有郭鸿志。他们就搞这些政治上的探讨,那个时候我还在农村。但是我一直在思想上比较接近他们的那些政治上探讨的问题,还算是关心吧。搞那个集团的时候,我也是搞大字报,贴大字报。我们十七中有一帮同学都是他们的骨干,因为当时都是在一起讨论政治的问题的。但是后来他们就搞到社会上去了,我们也跟着他们去参加。他们的观点我比较同意。然后在街上贴大字报的时候,也看到群众有很好的反映,正面的支持。那我觉得他们还是对的,所以就支持他们的观点,跟着做了一些工作。但后来他们受到压制的时候,我同时也受到压力。当时我们单位——我是在自来水公司,广州自来水公司——当时单位里办学习班。他是关了监狱的,那个时候我小孩才十几个月。他们说,如果不是我有小孩,就不让我回家了。后来办学习班,就是白天上班,不用去工作,在一个地方,有个人看着你,你要写检查,写谁接触了谁,你想到什么就要写什么,思想检讨这些东西,大概持续了好几个月吧。

采访人:是哪一年?

苏:应该是……我是七五年回广州的。他们写大字报是七四年,那时候我还没回广州。我是上山下乡的知青。但是有时候我还是回城参加他们的活动。七五年回城后和他结了婚,生了小孩。写大字报的时候,四人帮倒台后,然后被他们抓起来了,然后在单位里也受到一定的压力。比如说,在单位里开批判会,批李一哲的批判会,我们单位也开了,把我批判了。他们的发言,也不是针对我个人有什么,而是针对他们的这种观点批。然后就让我检讨。后来平反,在一个多大的范围开过批判会,就在多大的范围开一个平反会。但是我一直认为他们的观点是对的。批判他们是反革命集团,那我也是反革命集团里的一员,就一直办学习班。那我所知道还有其他的很多事情。有些同学也是办学习班,不让回家,一直关在单位里面,反正就是写检查。有很多同学都是办学习班这种形式,也没有抓起来,但不让你自由活动,白天在单位被监视,你要在那边坐着写检讨,写东西。在单位就是我一个人参加了他们的集团嘛。

采访人:那你写了些什么?

苏:他们派一个人来看着我。也没写什么,就写我觉得他们的思想是对的,为什么呢等,就这些。然后,有一个人,也是女的,是我们同事,去那看着我。大家都没什么事情,东西都写完了,没得写了,她就在那打毛线,我也在那打毛线。一有人来了,她就说,收起来,就这样。但我一直认为他们的观点还是对的,大部分群众都觉得他们是对的。

采访人:八一年,第二次被抓,对你、对你们家有什么影响?

苏:对我们家影响都比较大,因为我妹妹,其实她一个小姑娘,她也不问政治,但是李一哲的事,我就被办班,我家受到牵连,尤其是我妹妹。她本来是不问政治的一个小姑娘,但是她们单位的要她揭发姐夫,有什么反动言行在家里,结果她就受到压力,就精神病了,精神分裂。后来一直没有好。她放出来之后,好过一段时候,到第二次抓进去,她就自杀了。这对我们家影响比较大。所以到现在为止,我们家里由于他的事情受到很大的牵连,也被抄家啊。

采访人:你的孩子是男孩。你们儿子年龄多大?他爸爸还在监狱里,他怎么了解这个情况?

苏:那个时候,他还在监狱里,我们半年去看他一次。从他两三岁起吧,就开始去探监,每次去…

采访人:他在什么监狱?

第三人(王希哲)怀集,广东省的第一监狱。

苏:第一次我跟我妈妈一起去。我妈妈带着我们两个,挑着东西去看他。到了那里,不让我妈妈进,只让我和小孩进去。每次只有半个小时,反正就是从那么小的小孩,一直到初中,一直都是每年去两次。

采访者:一年两次?

苏:规定是一个月一次,但很远,来回要三四天。从广州到怀集,坐一天的车。到那儿先睡一个晚上,第二天见了,然后再睡一个晚上,第三天再回家。

采访人:你们能带东西吗?

苏:可以带点吃的东西,然后就每个月给他寄点吃的东西,寄点书。监狱不让多见,就半个小时,不超过四十分钟。这个样子。

采访人:那后来,比如说到九零年,你儿子已经十几岁了,你怎么跟他说,跟他解释,爸爸在监狱里?

苏:因为他从小就去监狱,他是知道的。他爸爸也不是杀人放火,也不是什么刑事的事情,因为我们,我和他爸爸,我孩子的爷爷,我们每年都要写申诉信给法院,给人大。他爸爸很坚持,要写申诉。就算他判了刑之后,我们都一直在写。所以这个过程可能我儿子他也了解这个情况。反正我们觉得他是很冤枉的,也没有反对共产党,就写了一些意见,没有理由判那么重的刑。十四年了,写了十四年了。所以他爸爸也是一直跟我在一起写。就是这种状态。我儿子也是,他没有直接说支持,也没有说反对他,也是知道这个过程的。但我觉得,他在学校里,我们也很想保护他。老师也会知道一点。老师也不会刻意的在这个事情上做文章,算是比较平静的吧。没有严格要求他,就说他爸爸没有在家。我们那个孩子到现在为止,他的性格,他的表现都是一种很懦弱的一种性格。我也觉得是因为爷爷,奶奶,还有我父母还有我们,都是很宠着他的,处在一种被保护的状态。所以形成他性格上的懦弱我们现在对他,觉得也不是很高的期望吧。

采访人:儿子现在美国?

苏:在美国。

采访人:他跟你一起出来的?

苏:我先出来,然后他再出来的。

采访人:你先出来,他晚出来?

苏:不是,他爸爸九六年出来,我九九年,我儿子是二零零三年出来的。

采访人:那他现在对过去他爸爸和你的政治活动有什么看法?

苏:他没有政治观点,现在的年轻一代对我们那时候做的事情,你说他理解吧也理解,你说他支持吧好像也不大支持。就是那种。他是七零后,因为当时我记得龚小夏对我说过的一句话,有印象,我就跟他埋怨,说传传的性格——我的儿子叫传传——传传的性格像女孩子,也不是很刚强的那种。龚小夏说,行了,你家有一个就行了,你还想出两个吗?他这样说,后来我觉得,也算了吧,就当一个普通老百姓,好好过日子。

采访人:我看你墙上有十字架,现在是信基督教?

苏:我来了美国以后,我们去教会,人家带我去的。

王希哲插话: 并不真正是。

苏:我是觉得,就现在中国这个状况,就是没有信仰。我一直觉得,这是这个问题。他们就是把利益看得太重了。没有信仰不行。中国人现在越来越没有信仰。但是我不知道,现在为什么?我看到很多消息说,温州那边都在拆他们的教堂,都不让他们去敬拜上帝,我就是随便谈谈,我觉得中国要改变现状,可能要从道德,信仰,小孩的教育开始,改变这种状况,才能有很好的基础,不然,斗来斗去,多少派,左派,右派,这些都不是根本的问题,我是这样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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