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go der Universität Wien

内部刊物《参考消息》

《参考消息》的原文: 看 http://www.ziliaoku.org/ckxx/

1978年12足额17日的《参考消息》头版

《参考消息》 1978年10月17日  

美报社论:《中国步入世界》      

【本刊讯】美国《巴尔的摩太阳报》十月十三日发表题为《中国步入世界》的社论,摘要如下:

中国的国内政策和对外政策配合得非常好。二者都为了一个目的:把最有才能的人从意识形态的枷锁中解放出来,以便尽快使这个国家现代化。

本报香港分社的爱德华•吴最近对他访问中国期间看到的一些大字报作了报道,这些大字报悲痛地控诉了那些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所干的、到现在还没有得到纠正的不公正的事情。现在《人民日报》也对这些事情进行报道了。《人民日报》应该说是今天世界上最富于暴露性的报纸。它大量报道了侵犯持不同政见者的人权,压制少数民族,虐待受过教育的人的情况,所有这些当然都是“四人帮”得势时所干的,现在大概都已成为陈迹了。它的最大的新闻,是已故的周恩来二十九年前发出的要人们别把毛泽东主席当作“上帝”来崇拜的警告。

在外交方面,外交部长黄华继七十个中国贸易和科学代表团之后对英国进行了访问。华国锋主席本人刚刚访问了东欧一些非正统的国家,又将于明年春天访问西欧。中国正在扩大它同亚洲各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这些国家一度被认为是在它的无情的前进道路上的多米诺骨牌。

过去曾经非常害怕负债的中国,现在正以极高的速度进口成套工厂设备,以致许多商业银行都赶着借钱给它。中国不同于外债太多的苏联,借钱给它风险比较小。中国的新政权本身也准备办一些冒风险的事:把它的最聪明的年轻人送到国外使他们可能受到感染。到一九八五年,中国预料将有两万学生在国外学习,其中有五千人在美国。中国自己的教育体系在五十年代的百花运动中受到震动,而在十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中又受到严重损坏,现在则处在恢复之中。它的目标用《远东经济评论》的话说是要“填补失去了一代人所造成的空白”。

华盛顿应该明白,形势正在发生变化。今后应当有可能按照一些虽然在最近还无法想象的条件承认中国。在此期间,除了在名义上不能正常化以外,在其他一切事情上实现正常化都是可能的。
 

《参考消息》 1978年11月18日

共同社自北京报道:《欢迎北京市委的英明决定》

【共同社北京十一月十六日电】(记者:边见)题:欢迎北京市委的英明决定     在正式宣告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之后,十六日在北京市主要大街长安街贴出了大字庆祝口号:“伟大的天安门的革命群众万岁!”充满了喜悦。

在地下编辑和出版了《天安门诗文选》的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童怀周也立即贴出大字报颂扬以新主任林乎加为首的北京市委的英明决定,说“这个决定表明揭批‘四人帮’斗争进入了新的阶段”。但是大字报号召要继续斗争,说:

 “天安门事件虽然终于恢复了名誉,但是斗争决没有结束。我们要紧紧地团结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对‘四人帮’一伙发动更猛烈的进攻。”

【时事社东京十一月十六日电】题:天安门前出现欢迎标语

北京十六日消息:十六日傍晚,在北京天安门前贴出了两条欢迎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大标语。

这两条标语是“热烈欢呼为天安门事件昭雪平反!”、“伟大的四五精神(指发生天安门事件的四月五日)永放光芒!”署名都是童怀周。所谓的童怀周,是成为即将于十二月中旬出版的《天安门诗抄》的底本的地下出版诗集的作者的名字,它是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汉语教研室的笔名。

 

《参考消息》 1978年11月29日

时事社报道:邓小平副总理同佐佐木的谈话

【时事社东京十一月二十六日电】题:没有必要就天安门事件作出新的决定——邓小平副主席谈话要点

北京二十六日电:党的副主席兼副总理邓小平会见民社党第二次访华团时的谈话要点如下:

 一、过去对天安门事件的评价是错误的。最近,北京市委重新宣布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这得到了党中央的肯定和批准。(如果没有党中央批准)北京市委也没有宣布(重新评价)的权力。这不仅是党中央的意愿,而且是全党的一致愿望,是大家决定的。

二、关于这个问题,党中央没有必要再作什么新的决定。毛泽东主席一贯主张“有错必纠”。既然天安门事件过去的处理是错误的,就必须纠正。

三、天安门事件的背景是“四人帮”捏造的。人民群众有疑问,那时候毛主席为什么批准了(当时党中央的决定)。群众不清楚当时的情况。当时毛主席的病非常严重。虽然当时负责党中央主要工作的是华国锋主席(当时是副主席),但是,甚至连他也不能见到毛主席。只有“四人帮”一伙能见到毛主席。当时,毛主席连话都说不清楚,处于不能判断或思考许多事情的状态。“四人帮”利用这种情况,处理问题让人觉得好象是毛主席同意了。他们向毛主席说了什么,连华主席也不知道。如果毛主席身体健康,自己有作出决定和判断的能力,肯定不会作出那样的决定。

四、文化革命时,是毛主席保护了我(邓副主席)。林彪和“四人帮”想杀害我。我活下来,是因为毛主席派军队给予了保护。

五、人民群众不知道这些情况,心里有疑问。因此,应当很好地说明这些情况。

六、纠正对天安门事件的评价,对此没有任何人表示异议。只不过是解决复杂的问题需要一定的过程,现在这个时机已经成熟了。

七、粉碎“四人帮”后,要纠正的问题很多。不纠正这些,不仅不能实现“四个现代化”,就连维持现状也是困难的。

八、粉碎“四人帮”后,我们有信心。这是因为恢复了毛主席的“实事求是”的精神。把天安门事件的责任加给毛主席是不大公平的。(有了错误)改了就好。

九、在文化大革命时,人民群众中有受冤枉、受虐待和受迫害的人。因此,在现在这些大字报中,有不对的也是当然的。现在的大字报都是关于天安门事件的,党中央对此表个态是简单的。但是,没有必要在报上发表。(我)现在谈的话,是根据中央的决定谈的。这不是个人的意见,而是集体的意见。

十、党中央不压制、不否定人民群众发表意见、贴大字报的权利。有时还必须用这种方法来促进群众运动。由于有大字报,外国人慌了,可是我们坐得住。

十一、经过文化大革命的人民群众,绝大多数是有识别是非的能力的。在大字报上点出毛主席的名字来,群众是不会同意的。领导机关当然是反对的,我也不赞成。(但是,)不能压制群众要讲话的要求。

十二、因为贴了大字报就产生疑问,认为中国的形势可能有问题。情况恰恰相反,这是正常的。一经解释,群众就会明白。问题在于怎样很好地引导。这一问题不久就会结束。心里清楚了,就不会贴大字报了。这是暂时的问题。

十三、三一九七五年提出安定团结时,遭到了“四人帮”的批判。但是,安定团结是根据毛主席指示提出来的,得到百分之九十五的人民的支持。

十四、我曾经提议,取消派性斗争,“要搞成一派,要搞成毛主席派或七·一(建党纪念日)派”。这得到了人民的支持。一九七五年的发展非常健康,生产也增长了。但是,“四人帮”认为这些口号是犯了罪,进行了批判。而且造成混乱,惹起人民的愤恨。(前年)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行动,完全是自发的,表明了人民的政治水平。

十五、粉碎“四人帮”,群众高兴。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人希望安定团结。在贴大字报的人当中,也可能钻进坏人,但是,大多数是好心的群众。

十六、党中央和地方领导,正在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努力。没有安定团结,是不可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

十七、(有人问在推进“四个现代化”方面,不需要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吗?)毛主席说过自力更生和外援这两个方面。但是,“四人帮”把外援完全抛开了。只是在过去的革命进程中,有接受外援的那个条件吗?只能靠自己动手建设嘛。如果不强调自力更生能行吗?由于一九七二年发表了中美上海公报并实现了日中邦交正常化,出现了能够得到外国援助的条件。但是,因“四人帮”的干扰,浪费了以往的时间。现在,逐渐地接受外国的经验、资金和技术,已经可能了。

十八、(有人问怎样看待接受日本政府的贷款)可以接受。问题在于采取什么方式。我曾请教过土光敏夫会长,他说巨额贷款需要政府间来办。民间不能解决的,需要政府间解决。     十九、(有人问曾有人认为文化革命的功过要三七开。但是,面向未来不是比这种对过去的评价更有必要吗?)把过去的事大体处理完,把人民群众的力量引向未来,这是重要的,不仅天安门事件,(错误)将全部纠正。对“四个现代化”全党百分之百赞成。不是百分之九十九。对安定团结,领导人百分之百赞成,全国百分之九十九赞成。这并不是表面现象。

【时事社东京十一月二十六日电】题:邓副主席对佐佐木委员长说,在两项决议问题上,毛、华两主席没有责任

北京二十六日电:中国党的副主席兼副总理邓小平,二十六日上午十时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民社党第二次访华代表团(团长为该党委员长佐佐木),历时一个半小时。会见时邓小平副主席就一九七六年四月七日党中央两项决议问题说:“由于毛泽东主席当时生病,这一切都是‘四人帮’搞的阴谋。华国锋主席(当时为副主席)也见不到毛主席。”他表明了在两项决议问题上毛、华两主席都没有责任。

邓副主席还谈到了最近北京市党委作出的为天安门事件恢复名誉的决定和张贴大字报的问题,这包含着通过会见民社党访华团,向国外阐明党中央和政府基本态度的目的。

外电评述:邓小平副总理会见美国、日本朋友时的谈话/时事社述评:《中国当前突出安定、团结》

【时事社东京十一月二十六日电】题:中国当前突出“安定、团结”

北京二十六日电:在为天安门事件恢复名誉以后公开贴出了大字报,对于这种行动,中国最高领导人现在想要怎样对待呢?人们对这个问题所持有的疑虑,已经由于邓小平副主席二十六日讲话而基本上消除了。

看来,以推进“四个现代化”为新时代总任务的中国的基本方针是,正面突出安定、团结,在人事、政策方面谨慎地处置当前的大转变。

【美联社东京十一月二十七日电】(记者:约翰·罗德里克)新华社今天异乎寻常地详细报道了邓小平昨天会见日本民社党委员长佐佐木的谈话:

 “目前中国是安定团结的,从中央到地方都在一心一意搞四个现代化。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是团结一致的,对实现四个现代化充满了信心。”

新华社昨天发出的一则简要消息说,邓会见美国专栏作家罗伯特·诺瓦克时说,每个中国人都知道,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新中国”。

他还说,在实现四个现代化过程中,“要善于完整地准确地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

日本共同社驻北京记者说,有影响的中国人士昨天对他说,华邓的合作已得到加强。

据新华社报道,邓在会见佐佐木时说,早先做出的称天安门事件为反革命的决定是错误的。     他说,后来北京市委做出的关于几十万人悼念周总理的行动是革命的决定,是得到党中央同意的,是“全军全国人民”同意的。

邓说,不要禁止贴大字报,这是符合宪法规定的权利,“群众有气要让他们出气”。他还说,群众的意见并非一切都是深思熟虑的。

他说,“这不可怕。”他接着说,群众鉴别是非的能力是了不起的。群众是要求安定团结的。


《参考消息》 1978年11月30日路

透社驻北京记者引述外交观察家的话指出:中国现代化要求国内高度稳定和团结

【路透社北京十一月二十八日电】(记者:麦肯齐)

中国报纸今天报道,邓小平副总理说全国是安定的,领导是团结的,并且对实现雄心勃勃的现代化计划充满了信心。这是中国报纸第一次提到北京目前的大字报运动。

中国报纸今天报道了邓先生过去两天会见日本政治家和一位美国报纸专栏作家时的谈话。邓在谈话中尽力强调党政领导层内部的团结。他还对至今已有十天的大字报运动表示赞许,尽管他说“群众的议论,并非一切都是深思熟虑过的,也不可能要求都是完全正确的”。

他还说:“这不可怕。”

事实上,今天是一周多以来第一次没有在长安街的“民主墙”上出现有争议的大字报。

一些外交观察家认为,邓副总理的讲话是为了否定国外的下述猜测:中国领导人之间发生了大的分裂,中国内部不稳定。

观察家们指出,中国的现代化计划要求国内高度稳定和团结——特别是经过过去十年的政治和经济混乱之后;另一方面,经济再不稳定的话也可能把外国商人吓跑。

中国报纸今天报道邓先生两天前对日本政界人物的谈话说:“目前中国是安定团结的,从中央到地方都在一心一意搞四个现代化。

“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是团结一致的,对实现四个现代化充满了信心。”

美报专稿《美担心中国再次出现不稳定局面》

【本刊讯】美国《纽约时报》十一月二十八日刊载发自华盛顿的专稿,题为《美国担心中国再次出现不稳定局面,关切地注视着目前局势》,摘译如下:

卡特政府的官员今天说,他们正密切注意着中国的政治骚动,因为担心这会在那里再引起一个不稳定的时期。

但是官员们说,对于最近的局势,包括在北京出现的张贴大字报的新浪潮在内,他们所得到的情报没有超出报纸的报道。

官员们说,万斯国务卿已经下令政府内“中国问题观察家”尽快向他提出一份分析局势的报告,特别是因为这种局势可能影响中国的对外关系。

一位高级官员说,政府已经习惯于同华国锋总理和邓小平副总理为首的中国新领导阶层打交道了。

这位官员说,中国政府已作出了同西方改善关系这一项根本性决定,而且正在迅速地朝着这一方向前进。他说,卡特政府不仅欢迎美国同北京之间的官方和非官方关系不断增长,而且由于最近签订了日中和约和邓先生的访问东京而感到“高 兴”。

这位官员说:“我认为华邓合作关系产生了稳定局面,也是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的主要支柱。”

官员们着重指出,政府在拟订美中最终实现关系正常化计划时曾认为中国会有一个稳定的时期,北京的领导人会强大到足以采取必要的步骤向美国保证:不会以武力来使台湾同大陆统一。


《参考消息》1978年12月1日

时事社报道:邓副总理同竹入的谈话要点    

【时事社东京十一月二十九日电】题:邓谈话要点    

邓小平副主席对公明党访华代表团发表的谈话要点如下:美中关系

一、访日是我多年来的愿望,不过,还有一个愿望就是到华盛顿去。美国人说,为什么不到华盛顿来呢?那里有台湾的大使馆,就不能去。中美关系正常化了,华国锋主席忙,不能访美的时候,我可以访美。完成了这件事(美中关系正常化),就可以去见马克思了。但是,就国内问题而言,我还要再活二十年。

二、美中关系正常化取决于卡特总统的决断。美国也有院外集团。象日本的台湾帮一样。但是,在发表上海公报时,院外集团就没有办法了。我说过,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只要一秒钟就能完成。中美关系即使加一倍,两秒钟就能完成。

三、象中日两国领导人那样,站在更高的角度来观察世界形势,处理问题,作为政治问题来对待,就容易达成协议。前提确定了,细节问题就好商量了。

四、(在回答有人问及美中关系正常化是否取决于废除美台协防条约的问题时说)现在,美国不坚持这个问题。(但是,)在美中关系正常化问题上,美国说话不干脆。双方调整一下立场就行了。毕竟恐怕还是对苏联有顾虑。国内形势

一、四·七决议(天安门事件后,前年四月七日党中央政治局作出的“华国锋任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和“解除邓小平职务”的两项决议)当中,关于解除我的职务的决议已经解决了。当然,那个决议是错误的。但是,现在问题才清楚了有错就改。所以改了。另一个决议是非常好的决议。这已由华国锋同志主持党中央工作时解决了“四人帮”的问题,证明了这个决议的正确性。

二、也有人让我当总理,但我以前就说过不当。并不是没有资格(当总理)。但是,我不想当。总理这个工作,对我的年龄来说不太合适。那是很繁重的工作。年纪轻的人才胜任。(决定华国锋任总理)这一决议没有问题,是正确的。

三、(有人问最高领导人人事有变动吗?)没有。大字报批评了吴德同志和其他同志。但是,看人的时候,不应该只是看某一阶段。当然,他们在一个时期内是有过错误的。(所以)人民的批评也是不得已的。他们作了几十年的工作,这一点,群众不知道,但我们知道。轻率地变动人事是不好的。现在需要的是安定团结。一切措施都必须有利于安定和团结。关于这一点,从中央到地方的领导人百分之百地一致同意。

四、有一部分大字报是不好的。他们不是从大局着眼。但是,贴大字报或者发表演说,都是受宪法保护的权利,是好事,表明人民群众思想活跃。即使有不妥当的,经过解释就会明白。即使有个别人心怀不满,也不影响大局。

五、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是复杂的。从总的来看,是肯定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是从要防止象苏联那样变修开始的。毛主席想发动群众起来解决这一问题,但是,林彪和“四人帮”要夺权,被他们利用了。因而,发生了违背毛主席和党的本意的事情。这(指文化革命)是新生事物,也是前所未有的。今后必须很好地总结经验。不能轻率地否定。不想匆匆忙忙地总结文化大革命。

六、(有人问现在正在召开党的最高领导人会议吗?)正在开。主要是研究“四个现代化”问题。(为实现“四个现代化”)需要造成安定的政治局面。如果过去有错误,就必须纠正。(过去对)天安门事件(的处理)就是很大的错误。在对人物功绩的评价上,如果有错误,也必须纠正。例如,彭德怀同志的情况就是这样。

七、(有人问前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怎样了?)关于彭真,还有些人批评,必须澄清一些问题。将实事求是地一一予以处理。现在的会议还不能全部解决。事物是复杂的,对人的评价也不能那样简单。例如,对彭德怀同志的评价是“四六开”。如果评价我过去的工作,也是“四六开”。那样我就很满意了。

八、(有人问重要会议何时结束?)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但是,就要结束了吧。现在召开的会议是向前看的会议。也有时向后看,但那是为了前进。  

美国专栏作家埃文斯和诺瓦克报道:《会见中国的邓小平》    

【本刊讯】美国《华盛顿邮报》十一月二十八日以《会见中国的邓小平》为题刊载罗兰·埃文斯和罗伯特·诺瓦克从北京发回的一篇报道,摘译如下:

共产党中国今天最有权势的人物邓小平,热忱地赞同现在北京大字报上的言论自由——尽管他不同意其中的某些意见,并认为这是恢复二十年前短暂的“百花齐放”运动的做法。

邓副总理在一次单独接见中向我们两人证实,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正在这里开会,但是否认现在出现非毛化运动。

关于同美国的关系,邓宣告:台湾如与大陆统一,可以保持它赢得的非共产党的经济社会制度——这是他为方便美国由外交上承认台湾转为承认北京而走的最远的一步。邓说,中美关系正常化对于保障美国的安全的作用,要比美国与莫斯科签订任何数目的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的作用更大。这是自北京十一月二十二日爆发当前的大字报运动以来第一次接见记者发表谈话,他未经要求就主动表示赞同。他说,对此没有什么可害怕的:如果群众要发表意见,就让他们讲出来。他在回答一个问题时说,这就是恢复毛在一九五七年开展的“百花齐放”运动。那次运动以镇压不同意见而告终。

邓向我们指出了毛规定的限制(据一位译员说,是分辨毒草与香花)。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邓没有要求压制那些他说不太好的大小字报。他不同意一张贴在毛的纪念堂附近的长篇小字报,这张小字报说毛七分成就,三分错误。邓争辩说,说七分成就太低。

他断然否认中国在搞什么非毛化运动,他赞扬了已故的主席,还引用了他的各方面的“思想”。他着重指出,他决不会学赫鲁晓夫贬低斯大林的那个样子。

虽然群众在大字报上发表的意见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是邓说他们可能不了解整个情况,所以不一定完全正确。

邓证实,中央委员会正在开会,会上批评了一些人,但是主要是与国家的现代化计划有关。他说没有清洗任何人。

邓用感到好笑的口气说,那些所谓他同华主席之间有斗争的报道根本没有一点点根据。这话是在长时间的谈话谈到最后一个问题的时候说的,也是在谈话中第一次提到华主席的名字。

邓强调他不希望再出现政治动乱,中国的成立至今已有二十九年的共产党政权过去曾为这种政治动乱所苦。他强调的是要安定,不是继续清洗或者争夺权力。

这位在半个世纪前和周恩来一起在法国成为共产党人的个子矮小、精力充沛的人物现在已到高龄,所以,显然在抓紧时间办事。他为建立合理的经济和政治制度而努力的劲头,他为争取中美联合反苏而进行的探求,代表着今日中国的脉搏。

【法新社北京十一月二十七日电】(记者:比昂尼克)邓小平在接见《华盛顿邮报》特派记者、美国专栏作家罗伯特·诺瓦克时为已故主席毛泽东辩护,他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

副总理还暗示,将为前国防部长彭德怀恢复名誉。中国副总理表示赞同当前人们在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贴大字报和提出各种要求的运动。

但是,所表示的某些看法是不正确的,特别是有一种看法认为毛主席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邓说,毛主席的功绩要更大。

 

《参考消息》 1978年12月2日

日本《读卖新闻》社论《中国发了芽的社会主义民主》

【本刊讯】日本《读卖新闻》十一月二十八日刊登一篇社论,题为《在中国发了芽的社会主义民主》,摘译如下:

中国党的副主席邓小平二十六日会见民社党访华团时,就现在进行的评价文化大革命问题坦率地讲述了“党中央的见解”。这种会见的讲话内容通过新华社详细地报道出去,完全是没有前例的。

邓在讲话中,第一次表明了党领导的基本态度,即对于现在北京贴出的大字报中批评毛泽东和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内容表示反对,但是,通过大字报表明意见的权利是受宪法保障的“正常的事情”,不打算压制。这些讲话,可以说表明了党领导机构的想法,即,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要进行纠正,要排除神化毛泽东和把毛泽东思想绝对化,但是,文化大革命的理念和它的基本成就应正当评价,不是在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基础上而是作为文化大革命的继承,努力搞好“四个现代化”。

党领导机构对于大字报的态度使人感到,这说明中国正在注意培育中国独特的这种社会主义民主方式。

法新社报道法国外贸部长给李强部长写大字报 说法国希望得到一些订货,友谊要靠合同来培植  

【法新社北京十一月二十九日电】(记者:比昂尼克)

人民群众公开辩论的“北京之春”,今天启发了法国外贸部长让·弗朗索瓦 ·德尼奥也仿效中国“群众”写了一张大字报,要求中国外贸部长李强同法国签订更多的贸易合同。

德尼奥给李强贴了一张大字报。大字报是用黑墨水写在白纸上的,大字报上写道:“致我们的中国朋友:我们希望得到一些订货。友谊也要靠合同来培植。”

当李强收到这篇转达了法国政府的要求的大字报时,他放声大笑。

他和德尼奥刚刚为法国的石油、天然气和石油化学展览的开幕式剪了彩。这次展览是由包括法国两家最大的石油公司埃勒夫石油公司和托塔尔石油公司在内的那些工业中的大约六十个法国公司联合举办的。

大约将有八万名中国石油化学工业的专家和负责人参观这次约有四百名法国技术和贸易负责人参加的法国展览会。

这次展览会将于十二月九日闭幕,届时法国专家将把大约百分之七十的资料赠送给中国的对口单位。

同德尼奥先生一起参加展览会的有将同中国谈判签订经济、技术轮廓协定的法国代表团和若干家法国大公司的经理。自十一月二十七日以来法中一直在就签订这个轮廓协定举行会谈,法国希望这个协定能使它从居于第十四位的中国贸易伙伴上升到比较重要的位置。

接近代表团的人士说,包括中国副总理谷牧在内的一些部长参加了会谈,会谈遇到了一些困难。今天上午德尼奥先生没有陪同李先生一起参观展览会,因为谈判的情况要求他同谷先生举行新的会谈。

有消息说,在前两天中有两个重要的合同没有争取到,这给法国实业家的劲头泼了点冷水。

日本一家公司击败了法国厄泰公司,签订了建立一座硝酸厂的合同,而阿尔斯通—大西洋公司失去了有关建立一个水力发电厂的交易,尽管它在这方面是领先的。 观察家指出,根据这种背景,德尼奥采取贴大字报的行动就比较容易理解了。

 

《参考消息》1978年12月3日

外电评述:华主席和叶、邓、李、汪副主席接见参加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

【南通社北京十二月一日电】

在大字报上遭到批评的几位中国政治家最近几天已公开露面,人们认为,这是一个相当可靠的迹象,表明中国的领导核心暂时不会发生任何重大变化。

据消息灵通的中国人士说,在大字报上发表人们自己的看法和进行评价是正常的和允许的。但是关于个别政治家的命运的结论却不应根据个别的错误作出,而应该看到他们对中国革命的全部贡献。

美参议员威廉斯率代表团访华

【美联社华盛顿十一月三十日电】

美国参议员哈里森·威廉斯今天说,应卡特总统的要求,他将率领由六名参议员组成的代表团前往中国进行访问。

威廉斯说,代表团将于星期五(十二月一日)离开华盛顿并于十二月十九日返回这里。

他说:“我认为,参院的议员及总统对中国最近发生的事件亲自作一了解是极其重要的。”

由参议员埃德蒙·马斯基率领的代表团于本周早些时候从中国返回华盛顿,但是,威廉斯说,那个代表团是在最近的大字报出现之前离开中国的。

他说,他已同前一个代表团的成员交换过了意见,“他们认为,我们现在接着访问以便对中国人民中间发生的事情作一估价是重要的。” 

美报报道:《中国街道上十分平静》

【本刊讯】美国《纽约邮报》十二月一日刊登韦德发自北京的一则报道,题为《中国街道上十分平静》,摘译如下:

北京的持不同政见的年轻人最近一阵风贴大字报和发表演说的现象看来正在平息下来。

为了符合领导上提出的要安定团结以求迅速实现现代化的这个最高利益,想要成为改革者的年轻人的要政治局里更换一些人的要求已经放弃了。

官员们正在传达这样的话:“民主”和“言论自由”虽然从原则上讲是无可非议的,但是不要搞到可能影响国际上对中国是否有能力摆脱宗派主义和动乱局面的信任的地步。

邓小平副总理还在努力限制他们对已故的毛泽东主席的批评。

邓对来访的日本政界人物说,最高领导层不会有人事更动,他也不同意他的支持者们所说的他应该代替党主席华国锋担任总理的主张。

【法新社北京十一月三十日电】(记者:比昂尼克)最近北京生活中新奇的事情之一,即在西单大街大字报墙前面举行引人注目的政治性集会,已由其组织者宣布结束,目的是为了“安定团结”。大字报说:“我们于十一月二十五日、二十六日和二十七日在西单民主墙和天安门广场组织了民主集会。”

 “参加集会的人越来越多。但是为了不影响革命形势和生产,同时也是为了不给坏分子以滥用集会和破坏安定团结形势以可乘之机,我们决定不再采取这种方式了”。

这些年青的组织者决定不再组织集会,与上周末发表了邓副总理的谈话有直接关系,邓说有些意见不符合“安定团结和四个现代化的利益”。

共同社驻北京记者述评《以“安定团结”为指针》

【共同社北京十一月二十九日电】(记者:边见)述评:以“安定团结”为指针

邓小平副总理向国内外表明,目前正在开会的党中央重要会议决定不更动领导一级人事,坚定地以“安定团结”为根本,向现代化前进。“重要会议”的规模无疑是中央政治局会议或其扩大会议或者是中央委员全体会议。但是,与其说是解决党内分歧的会议,倒不如说是在第十一次党代表大会以后一年零几个月的时刻,回顾四个现代化政策的进程,讨论四个现代化的精神“刺激”即恢复名誉问题的会议,更为妥当。如果以现在对四人帮问题和天安门事件的评价为标准来考虑的话,“没有首脑人事更动”的路线在表面上是有不自然之感的,但是不妨说只有这种温和而慎重的政策才是现在的党中央的特色,也是使中国群众有一种安定感的重要因素。“轻率地更迭人事不好,现在我们需要的是‘安定团结’。”邓先生的这番话也是他自己亲身尝尽四人帮时代中国共产党党内工作问题的强烈反省。

要求民主化的运动已深入群众之中,并已开始出现自我克制过份行动的健康动向。在甚至要求“邓任总理”的呼声高涨起来的情况下,邓副总理和华国锋主席一起向国内外表明在党内具有坚如磐石的力量。

这种“策略”似乎已取得成功。

 

《参考消息》 1978年12月4日

美报文章《大字报显示出坦率态度》 说中国领导的现代化政策很得人心,但中层官员的谨慎、缺乏知识和能力低正在妨碍这一政策的实施,人民对他们有抱怨

【本刊讯】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十一月三十日刊登该报记者莫里兹发自香港的一篇文章,题为《大字报显示出坦率态度,北京的批评谈及过去—现在》摘译如下:

贴在北京“民主墙”上的大字报戏剧性地大量出现,使人们充分地注意到毛泽东主席逝世两年来中国发生了哪些变化,哪些还没有变化。

大字报是最近几个月来全中国出现的比较轻松气氛的象征。

有些年青人十分大胆,以致要求结束专政,甚至还颂扬美国和台湾的经济成果。这正表明,在现政府重新评价以前的政策的鼓励下,有些人变得如此大胆。

几个星期来,中国人在大字报中,以及在同游客、外交官和记者的个人接触中对他们国家的问题表现了新的坦率的态度。他们对于外国所采取的做法表示了新的好奇心。

在这一切的背后往往是一种内心深处的想法:即在中国,变化还不够。中国人表示支持他们的最高级领导人——邓小平副总理和华国锋主席。但同时他们也抱怨中层官员没有把上面所作的变动贯彻到实践中去。即使这样,还有一些中国人告诉外国人说,领导试图这样做,是太快了。

但是,容忍这样大量发表意见始终要冒自发的公开发表意见走过了头这样一种风险。看来,这就是邓先生为什么要公开为毛主席辩护,并敦促写大字报的人记住要团结的原因之一。

许多观察家还认为,现领导的现代化政策很得人心,广泛引起了共鸣。在听了多年的革命词藻和经历了多年的混乱动荡之后,许多中国人越来越明白自己的国家比世界上其他国家落后得有多么远。他们迫切希望提高生活水平,希望自己的生活不再被不断改变风向的政治风所破坏,希望同外部世界增加接触。

华主席和邓副总理已经宣布的政策中有许多是可以相当快地从上面来贯彻执行的,略举一二来谈,如:从国外购买武器和技术,派学生到国外留学,用外援来开发中国的石油资源。

但是,从中国回来的旅游者所谈的情况看来,中层官员的谨慎和能力低——或许还有他们公开表示异议的行为——正在妨碍其他政策的实施,如工厂里的工资奖励和为了提高农业生产而增加刺激因素等政策。 另一个问题是,许多中层官员是在六十年代后期的文化革命期间或者文化革命以后由于政治上的原因而得到现在的职位的,因此他们缺乏执行新政策所需要的训练和知识。而且,这些中层官员中间有许多人看到过的政治路线的改变的次数太多了,因此他们不愿意过分积极地支持华主席和邓副总理所提出的变革,以免自己的前途遇到危险。

外电报道我已停止干扰“美国之音”

【合众国际社华盛顿十二月一日电】

美国之音的高级职员今天说,中国已经停止干扰美国之音,甚至鼓励学生作为一种学习英语的途径收听美国之音的节目。美国之音的负责人斯特劳斯说:“美国之音第一次在这个星球上不受任何地方的干扰。”

斯特劳斯说,还不清楚中国究竟是什么时候停止干扰美国之音的。向中国广播的美国之音节目是用中国普通话、正规英语和特殊英语广播的,后者讲得比较慢,用的词汇限制在二千字以内。

英报文章《东方正在升起的一颗明星》

香港一家大银行的经理说,中国如很快要发生新的文化革命的话,英国银行不准备提供大量贷款

【本刊讯】英国《每日快报》十一月二十九日刊登一篇文章,题为《东方正在升起的一颗明星》,摘译如下:

在中国副总理邓小平最近到达东京进行访问的时候,同行的一位官员说,他对他所看到的一切感到很惊讶。日本社会已经电子计算机化这个奇迹,以及满是汽车的市区高速公路,超出了邓先生的想象。

跟九亿中国同胞中的绝大多数人一样,邓不了解现代化的工业社会的全貌。他回到北京后,决心使中国也要成为繁荣的新世界的一部分。邓在下定决心建设他的国家时,认识到中国比西方世界落后了至少五十年。

中国问题观察家谨慎地认为,中国目前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这对西方来说将是十分重要的。

一位香港的专家说:“看来,中国在毛以后所发生的改变,是深得人心的。只有固执鲁莽的领导人才会试图把时钟的针往后拨。但这种企图可能引起普遍的反抗。我不相信我们会回到那些旧的年代去。”或者可以这样问:北京每天出现的大字报以及人们忘情于玩弄民主和自由的概念,是否意味着中国的共产主义面临着根本性的变化?

一些经济学家指出,目前中国的工业情况是如此荒芜,工业现代化的任何计划都需要巨额资金,而共产党中国拿不出这样的资金。

香港一家大银行的经理说:“这些钱,如果说能筹集到的话,那也只有通过西方的金融机构才能办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认为中国现在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最大的投资机会。英国由于同中国的旧关系,可以非常好地利用这样的机会。但是,如果很快就要发生新的文化革命的话,银行不准备以那种规模提供贷款。如果不能保证得到一些利润,他们也不准备投资。”


《参考消息》1978年12月25日

杰伊·马修斯的文章:《中国预示要放宽法律制度》

【本刊讯】美国《华盛顿邮报》十二月十六日刊登该报记者杰伊·马修斯发自香港的一篇文章,题为《中国预示要放宽法律制度》摘译如下:

中国领导人在采取一系列的引起争议的、而且有时是矛盾的行动之后,开始渐渐采取西方式的法律制度,这种制度甚至可能会保护诸如以前的地主那一类政治上受压迫的人。

研究中国法律的外国分析家说,他们不知道共产党官员在放弃惩处他们认为应该惩处的那些人的权力方面会走多远。但最近官方报纸上刊登的一些文章和大字报中纷纷要求人权的情绪,似乎是一个信号,表明要努力恢复中国人在五十年代的一个短暂时期享受的不那么专横的司法制度。

研究中国法律的第一流专家、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杰罗姆·科恩说,“他们在努力避免过去几年那种严重滥用权力的可怕情况再次出现。他们试图恢复到一九五六年,那时人员有小小的一点安全感。这不是言论自由,但至少要比他们近来的情况好一些。”与此同时,中国法律专家正在制订经济法律,目的是在合同问题上同中国公司发生争执时,使外国投资者得到法律保护的保证。

为了促进经济和外贸的发展——这是现领导人的当务之急——对很多法律问题正在进行讨论。关于个人民权的保证并没有得到那么特别的重视。虽然十二月三日《光明日报》上刊登的一篇文章要求甚至对“党内斗争”也要有法律限制,过去这种斗争使中国监狱充满了政治犯。

对于在中国若干城市中出现的大字报中提出的人权呼吁,官方的反应不多,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反应是《人民日报》发表的一篇文章,文章说,“所有公民,包括敌对阶级分子,在法律上一律平等”。

自从共产党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建立了它的司法制度以来,以前的地主、资本家、反共分子、富农和其他所谓的“黑几类”以及他们的后代,在中国一直是受到官方歧视的对象。在周期性的批判运动中,他们总是首先被送去劳改,而常常是几乎不想对他们提出什么法律上的证据。

《人民日报》提出的给予以前的地主这一类人法律保护的建议,同无情的“阶级斗争”的理论是完全对立的。

然而,最近中国发表的一些文章表明要恢复采用五十年代的法制。各地都恢复了官方检察官,在决定逮捕和审讯嫌疑犯之前,他们要对警察搜集来的证据进行仔细的检查。科恩说,他正在观察中国是不是还要恢复“社会主义的人民律师”制度。

在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末,共产党领导人开始破坏、最终废除了中国的检察制度。 科恩说,中国的制度仍然是靠对嫌疑犯施加压力,要他们承认自己的罪行。他说,据他所知,最近几年没有公开报道过被告不迅速认罪的审判、由辩护人和检察官在法官面前辩论被告应受到什么惩罚的审判。科恩说:“他们现在正在批判的不是认罪,而是逼供。决不能公开使用刑讯。”不过并没有批判中国喜欢采用的长时间盘问和许诺坦白从宽的办法。


《参考消息》1978年12月29日

日《产经新闻》登载吉田信行的报道:《北京通讯:为什么要贴大字报

【本刊讯】日本《产经新闻》十二月七、九、十日连载该报前驻北京特派记者吉田信行的报道,题为《北京通讯:为什么要贴大字报》摘译如下:

通过卫星转播的电视,我曾看到过从北京机场通往市中心的美丽的林荫大道。但也可以望见在现实的林荫道两旁有着仿佛要倒塌的砖瓦房屋,而且上面覆盖着席子的情景。开始时,我还只是认为是些存放东西的仓库。但是,当我知道里面还住着人,而且这里同北京市的中心区没有什么不同的时候,我感到,这难道就是同苏联,一时也同美国处于严重对立的社会主义大国的现实状况吗?简直是难以相信自己的眼睛。道路两旁到处都是挖出的泥土,尘土飞扬,整个城市如同焙进了铅粉一般阴沉沉一片。

看一看小巷胡同,到处挂着洗晒的全是补丁的破衣物,身着防空头巾似的棉布衣服的孩子们在玩耍。没有一所新建的民房和商店,就连修理门窗所使用的也是旧木材。

只有形式上的不同,对于印度和东南亚的贫困状况宣传得是相当多的,然而对于中国的,并且是北京的这种贫困状况过去为什么不能谈呢?

从东京坐飞机只需要五个小时。因为时差是一小时,所以,只要把手表的时针倒拨一小时即可。但我认为,头脑中的时差需要倒拨十五年左右,就是说不妨想象一下五十年代东京的情景。这种“时差”早已不是能用我的“手表”来计算的了。

电视机和收音机的普及程度低得简直不可想象。《人民日报》上登载的电视节目预告中,多是从下午六点开始播放,最晚也不过在十一点结束。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报纸也是“官方报纸”。但在这种环境中却有大字报。当我看到深夜时分还有人在用手电筒照着看大字报的时候,我感到这也许可能是为数不多的脑力娱乐呢!

在有点令人心情沉闷的北京,我了解到受到许多大字报和群众支持的邓副总理是一位不搞空头政治,非常正视现实,想方设法去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并为之而奋斗的领导人,这对于我来说是个很大的收获。

大字报这一方式是适合北京的实际生活环境的。即便是如此,在社会主义国家里能允许有机会发表这样的意见,这种长处在苏联式社会主义国家里是看不到的。问题是这种“自由的限度”。关于这一点,我们必须遵照毛主席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去加以验证。

一提起大字报,很容易认为就是政治性的东西。但来到王府井大街一看,就会为大字报上的主张之繁多而感到吃惊。不能认为达到这种程度全都是一一反映了当权者的意向,那种认为“所有的大字报都是在当政者的指使下写出来的”的臆说,是不大能够成立的。

这次来到北京一看,与原来的情况相比完全变了。关于大字报的采访,完全可以自由进行。     来到实地一看,与四人帮统治之下的文化大革命时期简直无法相比,自由的限度正在扩大     ——这既是我的实际感受,也是事实。

与解放前相比,毫无疑问群众的生活水平整个有了提高。但产生下述疑问的确也是事实:“解放后都近三十年了,衣、食、住的状况却还是这种水平啊?”比解放前好多了——从这种角度出发,对于中国的经济生活状况给予肯定的报道迄今流传甚多,但对于这种看法我持怀疑态     度。如果总是说这种安慰话,那么,中国岂不是只有被日新月异的世界逐步淘汰吗?

每当我看到成群结队的自行车和聚集在大字报前的群众的时候,脑海里就闪现出这样的想法。 

但是,尽管处于这种状态之中,而人民群众却悠然自得地生活着,这也是事实。“北京的天空是蔚蓝的”、“比解放前好多了”和具有代表性的“人们的眼睛炯炯有神”这类中国情况的报道,在很大程度上是真实的。在大字报前,我曾与之用笔交谈过的连名字也不知道的群众和食品店的女售货员都非常朴素大方,举止彬彬有礼。在大城市里,难免要碰到的在待人接物方面那种令人不愉快的事情,在北京逗留期间一次也没有遇见过。至少是没有看到使人感到因苦于生活而劳累得疲惫不堪的那种神色的人。

他们的生活与日本相比水平极低,而在几乎又没有任何娱乐的环境中,却仍能够抱如此乐观的态度,这究竟是什么人生观呢?直至最后,我也没有弄清楚这一点。

民社党访华团团长佐佐木委员长说,“中国人一直生活在悠久的历史中”,指出了整个国民之所以无忧无虑地生活着的原因所在。而基本上没有贫富之差,以及一直到四人帮统治时期之前把着眼点放在“自力更生”的政策上,在一种闭关自守的状态中人们处于无法发现外国的先进性的境地,这不也是其起因吗?

可是,自邓副总理前年复职以来,中国大胆地修改了“自力更生”路线。

在人民大会堂亲眼看到的这位邓副总理,的确显得从容不迫。与其说他满怀雄心,莫如说他有一种认识到能作为华主席的好助手,致力于稳定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就心满意足了这样一种表情更为确切。 当亲眼看到中国的经济停滞不前的状态时,作为实感,就会清楚地知道,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谋求外国的援助这条路线是完全正确的。


《参考消息》1979年1月4日

埃及《今日消息》文章说:中国是一九七八年出现的一颗明星    

【本刊讯】埃及《今日消息》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三十日发表的一篇文章说:一九七八年从地平线上出现了一颗明星,这就是中国。仅举中国出现的如下变化就足以说明问题:

——第一次允许在中国跳西方的舞蹈。

——正在修建饭店并注意到旅游事业了。

——中国的外交官不再非穿毛式服装不可了。只要他们愿意的话,他们也可穿西服。他们还可以发表自己的看法,因为发表演说已不再是一种犯罪行为。

——第一次出现批评毛、他的思想和观点的大字报。

与此同时,中国的一颗明星升起来了——真相已经大白。中国共产党承认,邓小平是无辜的,用以批判他的那些罪名都是不实之词。 中国在奋力前进中最新的惊人之举是它决定同美国建交。


《参考消息》1979年2月11日

港报报道:一个美籍华裔工程师的谈话

【本刊讯】香港《明报》二月二日和三日连载李沛的一篇题为《加州来客谈》的文章,转载如下:    

自加州来港探亲的美籍华裔工程师,是位爽朗健谈的朋友,曾和他数次闲谈,其中有些或许是朋友们所乐闻的吧。

首先提到的是中美建交的热门话题,他说:中美终于建交了,海外华人当然高兴,这是迟早必行的,只是来得比想象中快了许多。

我是搞技术工作的,完全不懂政治,还是让我谈谈华侨的感受吧。

虽然我们都已是美籍华人了,但对自己的祖国总还有一定的感慨,绝大多数华侨并不数典忘祖,尤其是中老年人。

中共故周恩来总理把华侨比作嫁出门的女儿,当然,我们应如他所教导般忠于居住国,尽公民之职责,但对母亲般的祖国,仍有骨肉亲情,岂有不望娘家安康富强,兄弟姊妹生活幸福的呢!

近年美国经济大不如前,社会受到一定影响,但它的根柢依然很厚;以言科技,还是当今一流的,而且人才济济。中美建交后,希望能适当的引进美国的科技,逐步走上现代化,使祖国日益富强。中共执政三十年了,国民生计依然贫穷落后,总不是光采吧。很高兴今天北京的领导能正视现实,要求干部发扬实事求是作风,这才是科学精神。

台湾今后将怎样呢?这是大家都关心     的。华侨希望祖国统一,但如何才能达成,却不是我们能知道的了。古人说「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我们期望的是和平统一,为国为民,不该再有内战。

美国人民少问政治,对中美建交不大关心。曾和几位教授、学者谈及,他们认为建交是应该的,岂能忽视八九亿人民的国家,但如此对待台湾却不大公平。至于商人,打的却是如意算盘。美国各州多是工农业相并发达的。不久前,台湾一个贸易代表团到某州洽购大批农产品,获得盛大欢迎,该团才离去,中美建交消息传来,他们又欣喜若狂,认为今后工业产品也有了市场。商人如此,政客也差不多。

北京决心实现现代化,是我们喜闻乐见的。我以为许多事都不能操之过急,最好逐步建立。美国今天的庞大先进工业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光就农业机械化说,五十年前我初到美国,已有部分使用机耕了。而机械化和现代化并不能划等号,思想也得跟上去才行。到过大陆旅行的人,常看到工作人员的官僚作风,这是不可忽视的绊脚石,此外我们不能想象一个缺乏民主、法治、人权和自由的国家如何能现代化?正是由于美国人民拥有这些,才发挥了他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社会的繁荣,建立了强大先进的科技。教条的思想钳制,只能埋没可贵的人才!北京最近出现民主墙的大字报,但民主还是有限得很,希望它是个良好的开端,往后能不断扩大。至于法制,恐怕就差得太远了。虽然共产党人总说美国是资本主义的腐朽制度,但在那儿却无人可凌驾法律之上的,水门事件就是实例。三十年来马列主义指导下的中国,却还未能挣脱封建王朝的枷锁,国民依旧贫困,这主义就难使人信服。


字体:

Die chinesische Demokratiebewegung 1978-1981 – Erinnerungen der damaligen Akteure

Institut für Ostasienwissenschaften - Sinologie
Universität Wien
Spitalgasse 2, Hof 2
1090 Wien, Österreich

T: +43-1-4277-43840
维也纳大学 | Universitätsring 1 | 1010 Vienna | T +43-1-427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