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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大回城运动

云南知青代表1978年12月27日 (?) 在北京天安门前

六十年代将中学毕业生派往农村的运动
当年宣传照片
文革期间一个村子热烈欢迎知青下乡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毛泽东的政策核心之一就是将知青从城市送往穷困的地区或者边疆,也就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这一政策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实施,尤其在1962年到1979年期间达到高潮,超过一千七百万年轻人从城市被送往乡村。

很多人都带着被政治宣传洗脑的热忱奔赴乡村,还有一些人则是迫于社会压力不得不前去,许多年轻人的这一决定遭到其父母的反对。

大部分上山下乡的年轻人都在15到18岁之间。

大约四分之三的人都被送往邻近地区(比如上海知青就往往被分配到江苏或安徽的农民生产队)。

然而,还是有大约两百九十万人被分配到了新疆、内蒙古、东北或云南东南部等边疆地区。

这些年轻人没有融入当地村庄(主要也因为当地是少数民族聚居地),而是被组织前往生产建设兵团、大型国营农场(大约类似云南的橡胶种植园)或者鲜有人居住的草原和沙漠地区,进行农业开垦。

出于战略和安全方面的考虑,比如增强少数民族地区的汉族人元素和强化针对“外部敌人”(特别是苏联)的边境安全等,也成为让他们前往边境地区定居的背后原因。

很多年轻人带着积极的能量前往农村,却很快发现当地的生活条件比他们想象的要严酷得多,特别是住房条件、食品供应和医疗保健都极差。

村里的农民也很少对这些会给他们带来先进技术并遵从毛主席的教诲应由他们进行政治改造的知青们持欢迎态度。

他们认为这些年轻人都是额外的食客,且无法实际帮助他们进行艰苦的农业工作。

这一照片据称摄于一场现场裁决中,画面记录了八名从北京下放到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年轻人(1968年)
云南西双版纳的抗议运动,摄于1978年12月
知青们在西双版纳撰写的大字报(1979年1月)意指"四个现代化"

不满情绪的高涨

 

在军事化的领导下的生产和建设兵团中,许多年轻人一方面遭受严格纪律的制约,另一方面又目睹广泛的官员使用特权的状况(比如将回城学习及务工的名额占为己有)。

此外,严厉的体罚(诸如殴打及酷刑),对年轻女性的性虐待以及军事法庭的严格判决(监禁,甚至处决)很常见。

这些都导致了年轻人各种形式的不满。尤其在毛泽东逝世两年后,全国各地沉浸在时代的变革和要求改革的情绪之中,大致从1978年10月开始,知青要求回城的抗议和要求爆发,也被当时的人们称为“返城风”。

尤其在新疆和云南这样的边疆地区,还发生了有组织的抗议活动。

知青们选出独立代表,并将这些代表团送往北京等城市。政府办公室遭到罢工和袭击。

在北京和上海还举办了一些街头集会,在当地的民主墙上发表一些抗议决议。

这场以抗议和自我组织形式出现的回城运动也为刚刚崭露头角的“北京之春”运动添薪加砖。

中央政府和省级领导者最终屈服于年轻人的要求。据说,邓小平还敦促当局寻找解决方案,并警告不要镇压这一抗议运动。

1979年,全中国大约四分之三的年轻人返回了他们的家乡,只有新疆由于在1979年和1980年年末境内多处爆发冲突,致使当地的回城运动被强行镇压。

知青的上山下乡运动对中国的影响还持续了许多年,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许多纪录片、电视剧、文章和小说也均以此为主题。在中国的互联网上也可以找到许多有关这一运动的个人回忆录、包括照片和政治分析、评论。

给邓小平公开信的大字报(1978年10月14日,由知青领袖丁惠民发起
丁惠民(左)与一位同志在一座典型的西双版纳建筑竹屋前
西双版纳首府景洪的街头抗议,1978年12月9日,在横幅上写着“我们要见邓副主席!我们要见华主席!”
摄于景洪,1978年12月9日

云南的知识青年返城运动

 

上山下乡运动高峰期有大约十万名来自其他省份的年轻人在云南省定居,这相比于全中国其他省份可算是个不起眼的数字。

然而,1978年底到1979年初,这个省爆发了最为尖锐的抗议活动,并以此为契机,促成了全国的回城运动的展开。

在当地,年轻人与当地政府机构发生了公开冲突。

关于这个政治争端的细节现在在中国国内和国外都能找到很好的记载(参见《中国季刊》2009年6月第三期,总期198期的专题论文《我们要回家——云南西双版纳知青1978-1979年请愿运动》,作者为新加坡国立大学杨斌教授,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第401-402页)。

早在1973年7月,在周恩来总理亲自接到许多投诉并作出反应,称其为“法西斯活动”之后,中国官方媒体就首次报道了这些针对上山下乡运动的负责方的指控。

回城运动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就有了苗头,到1978年秋逐步成型。

来自上海的丁惠民成为了云南西双版纳自治州知青运动的领导者。

他不断向昆明和北京的政界人士寄送投诉信,并在1978年10月以《我们的心声》为题写了一封给邓小平的公开信,在信中不仅呼吁与北京领导层进行对话,而且号召采取行动。

11月23日,《中国青年报》对这一情况做了报道,并呼吁为这些上山下乡知青寻求“解决办法”。

在大环境是变革和共产党内部还在进行派系路线斗争的情况下,让这些年轻人胆子更大。

11月底,云南有超过五万名年轻人进行了非法集会,选出自己的领导人和代表,并撰写决议。官员们已经意识到正在发生的事情,但他们还是由于不确定而保持沉默,寄希望于中央政府能够做出迅速的决定。

12月8日,129名被选出的青年代表于西双版纳首府景洪举行会议,起草新的决议和请愿书,并组织谈判代表团。第二天,这些年轻人还在景洪街上游行,呼吁罢工。

代表团选择前往上海、北京和重庆,与当权的官员进行交谈并争取回城运动的支持。

再没人谈论“改善局面”,回城变成了当时的唯一需求。

昆明站的铁路封锁(2000年后的一个电视剧场景)
丁惠民领导下的请愿团在北京天安门(1978年12月底)
国务院调查组在西双版纳景洪的公开会议,摄于1979年1月
成百名下放青年双膝跪地,向北京派来的调查组领导陈述他们的冤情并寻求支持
农垦总局的赵凡最终宣布下放青年获得返回原居城市许可

一个从云南前往北京的知青代表团

 

于景洪的省级“工作组”进行的对话以毫无结果而告终,当地知青甚至还被威胁要一辈子待在国营农场。

请愿分队于是决定继续请愿活动,想要前往北京和其他城市,但是遭到了昆明当局的抵制。在被年轻人持续三天封锁铁路并威胁进行新一轮的罢工后,他们才被允许前往其他城市。

 丁惠民领导的请愿分队于12月27日抵达北京。他们撑着呼吁与华国锋和邓小平会晤的横幅在北京城中行走,并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一次短暂的集会,分发传单。

邓小平和华国锋不愿意接见这群来自云南的年轻人,最终由副总理和政治局委员王震接见了他们并承诺将他们的要求传达给最高层。

随后,农垦总局派局长赵凡和副局长刘济民率领一个调查组前往西双版纳,负责为这些知青寻求解决方案。

丁惠民等人也回到了云南。 当调查组抵达西双版纳时,有超过三万名知青罢工。

来自北京的两位局长注意到引起年轻人愤怒的不满和弊病所在。北京调查组在景洪举行的一次公开会议上,数百名下放知青就如封建时代在皇帝面前行礼一般在官员面前跪下,期待为他们的请愿寻求支持。

接下来的一个月,也就是来年的一月份,就下达了允许年轻人全面返城的决定。新的城市户口迅速发放,而当地方当局无法处理大量人潮时,就在门口和围栏前留下公章,以便每个人都可以用它们在准备好的居住证和旅行许可证上盖章。

当人们沉迷于尽快返城的氛围中时,一些家庭悲剧也在上演:一些与当地人结婚的城里人,当初以为自己永远无法离开此处,现在却要求尽快离婚。一些儿童惨遭遗弃。到了1979年底,云南省已有94%的知青返回他们的家乡。

新疆发生的冲突事件

 

在其他地区,下放知青也受到了鼓励去争取返城的机会。一个接一个,在吉林、黑龙江、内蒙古、陕西、安徽和贵州,类似的运动相继发生。

中央政府也已经决定终结毛泽东时期的下放政策。只有穆斯林占主导地位的新疆自治区仍然存在问题。当地机关单位并未准备好将这么大批的人力从众多国有农场送回他们的原籍城市。

真正的冲突从1979年末开始升级,并持续至1980年,那时在中国其他地区已经开始武力镇压基层的抗议活动了。

1980年大约四千名年轻人占领阿克苏、喀什和库尔勒等城市的政府大楼,造成多人被逮捕。直到1980年11月,当局才允许这批当初下放的知青返城。

许多在新疆的年轻人最初来自上海,一些团体在1979年初就未经许可返回城市,并在城里的民主墙上贴上了抗议大字报支持民主运动。

还有一些人还强行冲进政府大楼,封锁铁路阻拦长途列车的运营,导致了上海警方的逮捕和镇压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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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e chinesische Demokratiebewegung 1978-1981 – Erinnerungen der damaligen Akte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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