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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项基本原则

邓小平在理论工作务虚会的讲话 (1979年3月30日)

邓小平:

中央认为,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这四项是: 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 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 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程中原:《转折年代-1976-1981年的中国》,  301页)

邓小平 (1979年1月): 不要设禁区,不要下禁令。(李洪林,63页).

思想解放过了头,引起了思想混乱, 发扬民主过了头, 引起了社会秩序的混乱。(李洪林,64页).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不讲思想解放了,而是批评社会上的极端民主化,批评理论工作转弱。他的谈话很严厉,总体来说,就是不能这样下去,要纠正!时隔近三十年,我已经记不清邓的原话了,就是邓的谈话和原来务虚会开幕时给华国锋准备讲话的精神,是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邓小平最后的讲话,就是现在大家看到的那个讲话:《坚持四项基本原子》。…… 邓小平原来的稿子对理论工作批评得还严厉一些,后来正式发文件的时候,稍微改得暖和一些。但是,会后,还是有人反映,这是“四个棍子”。(李洪林,65页)

我看到的情况是,开始那么解放,耀邦和乔木两位跟我谈话,肯定不是他们自己的意见,必须跟小平、华国锋他们随时研究,所以他们的精神也就是中央的精神。这个变化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就发生在休会期间。当时有一个重要事情,就是魏京生的大字报。它在3月25日贴了一张大字报:《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直接批评邓小平。 (李洪林,65页) 

仔细的看,还存在很多不安定团结的因素。我们必须坚决地维护毛主席这面伟大旗帜。这是我们安定团结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国际影响问题。我们写文章,一定要注意维护毛主席这面伟大旗帜,决不能用这样那样的方式伤害这面旗帜。否定毛主席,就是否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否定了整个这一段历史。 (李洪林,65页) 

胡耀邦:我不赞成抓人,手段要温和一些,要引导教育。(李洪林,66页)  

对邓小平讲话中指出的思想理论工作的缺点和不足之处,看法不一。邓小平同志讲话中说,思想理论工作在三中全会后跟得不够紧,步子迈得不够快,向前看方面努力不够,对三中全会关于一些重要历史问题要十分慎重,不可匆忙的方针,一部分同志贯彻执行不够坚决、充分,对这些批评,大多认为是中肯的,也有的说是一种鞭策,都表示今后要努力,总的说来分歧不大。

讨论中最主要的带有根本性的分歧,是提出了一个“主要危险是什么”的问题,个别人并从这个问题切入,不同意邓小平提出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一个组的简报中写道:当前,究竟是闹事、诸如“中国人权小组”、“民主讨论会”之类的右的倾向是主要危险,还是像“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会”一类认为三中全会是复辟、倒退、搞修正主义的“左”的倾向是主要危险?这是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基本估计。应该说,在党内以极左的面目出现,打着“捍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号的“左”的倾向具有更大的欺骗性。社会上一小撮公然反对社会主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共产党的反动分子是不难予以制服的。(程中原, 303-304页)

一位同志 [胡绩伟] 不同意邓小平扽估计,他说:“究竟什么是主要的阻力,什么是主要危险,是值得研究的。”“小平同志的讲话把第一种思潮放在前面,但是整个讲话却没有强调这一方面,而把第二种思潮作为整个讲话的重点和主要内容。我认为第二种思潮是值得注意的,也是一定要认真解决的,但同第一种思潮比较起来,它的危险性是第二位的,是次要的。而‘错误地认为中央在粉碎“四人帮”以来特别是三中全会以来所实行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是不符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的那种思潮,我认为它的危险性应当是第一位的,主要的。” [他不同意邓小平的估计。他认为] “那股反对四个坚持的反动思潮,……远远不如那一种反对三中全会、攻击中央出了修正主义的反动思潮危险”。一位研究人员 [张显扬] 也认为,“两种思潮相比,后者的欺骗性要小得多,群众容易识别。如果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到这方面,我们很可能要吃大亏。”还有少数几个人,对邓小平讲话中批评务虚会上背离四项基本原则的观点表示异议。在党的会议上,不同意见的讨论是允许的。这次会议,要求大家对邓小平讲话讨论,提出修改意见,不同的甚至反对的意见允许发表,还登简报,正是发扬民主作风的表现。

遗憾的是,在会后,在要不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个根本问题上,理论界的少数几个人,继续在报纸上,在公众场合,公开同邓小平代表党中央作的这个讲话唱反调。有的在 [胡绩伟担任总编辑的]《人民日报》[上,从5月9日起在理论版上] 连续发表 [李洪林谈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 文章,散布怀疑和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论调;有的 [王若水8月14日] 跑到上海华东师大发表讲演,反对邓小平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根本前提的论断。从此开始,少数几个人同党分道扬镳,而且越走越远,有的人甚至走到了反面。 (程中原, 304-305页)

有同志指出,目前有一种说法,说乱子是务虚会的这帮秀才闹出来的,把目前社会上的闹事归罪于理论务虚会,这是错误的。当前社会上有各种思潮,其中就有林彪、“四人帮”长期煽动的无政府主义,封建专制主义,甚至还有“四人帮”的余党乘机捣乱。... ... 一些同志认为,对林彪、“四人帮”的残余势力及思想上的流毒不能低估,胡耀邦批给理论工作务虚会的材料《上海“民主论坛”一些主要人物“活动”情况》,说明煽动闹事的正是“四人帮”时的一些坏头头"。(程中原, 298-299页) 

小平同志对理论工作有点意见,“与其说是批评性的意见,还不如说是勉励性的意见。与其说是批评性的意见,不如说对我们这条战线充满着希望,提出了很严格的、高标准的要求。” 胡耀邦在结束语中对小平同志的批评性意见逐条作了分析,说明是恰当的,对理论队伍是爱护的。... ... 理论工作务虚会“总的说来开得是有成绩的”,这是邓小平对第一阶段的评价,胡耀邦《结束语》中加以征引、表示赞同的。(程中原, 306-308页)

张显扬 (1936-2013年)

理论工作务虚会开幕时,胡耀邦的引言报告话声刚落,周扬就从邓小平家里匆匆赶来,传达邓小平的指示:“不要设禁区,不要下禁令。” (张显扬,38页)

大人们态度变了。为什么呢?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主要是以下四点:第一,民主墙加大了批判毛泽东的力度,而且涉及到他的隐私,说到了”龙子龙孙“之类的问题;第二,民主墙发表了署名”一个中国青年工人“给美国总统卡特的信,表示希望作为总统先生的朋友应邀访问美国,去看看美国人民是怎样生活的;第三,民主墙谈到了非常敏感的人权问题,并且呼吁国际社会予以关注;第四,最为重要的,是魏京生贴了一张题为《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的大字报,指名道姓批判邓小平,告戒人们警惕他的独裁倾向。现在看来,这些都不是什么错误。涉及毛泽东的隐私,也不是什么问题:毛泽东不仅是公众人物,而且是领袖人物;不仅是领袖人物,而且最高领袖人物。按照民主国家的通例,公众人物特别是领袖人物的隐私,是可以披露和揭露的,并不涉嫌犯罪。(张显扬,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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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e chinesische Demokratiebewegung 1978-1981 – Erinnerungen der damaligen Akte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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