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李爽(2014年4月29日在她法国枫丹白露附近的家)

采访人 (Helmut Opletal/欧普雷)：你一直到现在都是画家。如果你现在回顾当时的这两次星星画展，你觉得，现在三十多年以后想起来，它们对你的生活有什么意义？

李爽 : 我觉得三十年很短。三十年对一个记忆是很短的，但是对一个人的成长过程来说，三十年的时间够长。“星星”时期，星星展览可能是我生命中最关键的一个时刻，因为那个时候的年轻人，所有的精力都在创作生活本身上，而不是在考虑未来。所以当我们不考虑未来的时候，我们的所有的精力都会在当下，注重在当下，所以“星星”时期是我的生命中第一次，是我来决定来参加这个团体，是我来决定我要画什么，是我来决定我与这些朋友——虽然都是男孩儿、男朋友——是我自己来决定和他们之间保持一个什么样的距离和什么样的关系。“星星”的时候我二十三岁，在二十三岁之前，我的经历除了幼年时期对自己的命运没有主宰能力，你对自己的命运也不可以分析，等于你受制于别人、受制于环境、社会、家庭、学校。后来，我的青春期是一个反叛时期，非常反叛，在所有中国的女孩子里面，我可能是当时最反叛的一个人。但是我这种反叛，是一种出于寻找自己、不愿意按别人的生活方式来生活，也不想按照别人去做事。

采访人 : “别人”在这里的意思是“你父母”吗？

李：父母和社会。其实我觉得那个时候我的父母，文革的时候受这么多冲击，已经没有精力放在自己子女的身上，来教育子女，他们自己还顾不了自己的生命呢！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更重要的是社会。

采访人 : 这个你当时都想通了吗？

李 : 我当时没有想通，所以我是一个叛逆的人。叛逆就像一个挣扎的动物。当年我有一个感觉，就是我在参加“星星”的时候我很兴奋，我很快乐。我觉得这种快乐是出于我自己做了一个选择，来做这件事情，而不是别人强迫我。因为从小我就觉得总是被别人强迫，除了父母，还有学校、社会。而且为了没有危险，总是要做得跟别人一样，你不可能表现你自己。

采访人 : 那当时你怎么开始对艺术感兴趣的？你自己搞艺术、自己画画，怎么开始的？

李：我特别小的时候，我跟我的姥姥特别近。我的姥姥发现我喜欢画儿，就是只要有一本书，我就想照着那本书去画。我只要看一本书，我就愿意把它们涂上颜色。姥姥就说你把书都涂上颜色了，这是我的书，你不能给我涂颜色，你应该自己画。后来我就自己画。我的姥姥说你不许用橡皮，不许擦。我就问她为什么，她说这样你就可以对自己很严格，就是，你要画什么你就画什么，你不要后悔。你要用橡皮，就是说你总是后悔。从小的时候她就总是支持我画画儿。后来我第一次发现自己画得很好，为自己感到非常骄傲。我父亲被关在建筑学院的那一年。我们不知道他在哪儿，所以就特别想我的父亲。想他的时候呢，我就看着他的办公桌。家里那个时候被抄家，抄家以后什么都没有了。

采访人：这都是什么时候的事情？还是文革时期？ 

李：1969年。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拿我父亲的一支钢笔开始画，画他的办公桌。画完以后，我自己特别满意，就发现我好像无师自通，就会画画儿，以后就没有停，一直在画。我现在把69年到71年这时候还是孩子时期的画儿都留着，在我的画册里发表了，就是我画我父亲办公桌的这张画，这作品还在我手里。就这样就开始了，就没停。从十三岁就开始画，现在是五十多岁了，还在画…… 。

采访人：你没有正式学画画儿吗？

李：我没有正式进美院，因为家庭出身不好，不可以去美院。以后我也考虑过，77年的时候，中国恢复高考，我就想考电影学院。我插队的时候画了好多风景。我考电影学院的时候，我的分数很好、很高，可我的政治得零分儿，我就没有被录取，没有上成。后来我又回到乡下。回到乡下以后，我的一个朋友，他的父亲是青年艺术剧院的舞台美术的领导，他【我朋友】就把我的所有在乡下画的小风景给他【青年艺术剧院的领导】看。他【青年艺术剧院的领导】就说，哎呀这画儿画得真好。那个时候正好在招美工，我就被录取了。我就直接从乡下回到北京，那是77年底。

采访人：你之前在什么地方插队？ 

李：顺义。离北京有100多公里。以前都是田地，现在顺义已经变成北京市区的一部分了。我回去过，我回我插队的地方去看过。我跟农民关系特别好。因为我是第一次去乡下，我特别喜欢大自然，就觉得特别美。然后我也特别喜欢动物，那些马呀、驴呀。我跟农民的关系特别好。因为我劳动的时候特别努力，我也不计较使多大的力气，所以他们就觉得我是一个城里的学生，但是比较诚实、不偷懒儿，所以跟他们关系特别好。我回去好几次去看他们。现在再回去就找不到我的村子了，都变成了城市，都变成了水泥的城市，没有田野了。

采访人：你当时也有了画画儿的老师？

李：我当时没有画画儿的老师。我也没有钱，都是自学。我一直都是自学。当时用一个特别小的、也就是手这么大的一个小本子，用那个油画棒，就是小孩儿用的那种。我可以用油画棒画出来特别美的风景，有光、有情调，有… 特别入迷，我想可能这就是我的画家的命运。就是画画儿的时候，我可以忘掉身体什么病啊、疼啊、累啊、渴啊… 什么都可以忘掉。所以我觉得绘画完全是一个精神活动，它可以引导着你的灵魂，到一个忘记自己的地步。所以我想可能艺术家的价值就在这儿。都说历史常常…  现在说啦，那个时候是不懂，那个时候就只知道有一种激情。我每天劳动特别累，劳动以后晚上我不睡觉，就那么想画，我就把白天画下来的小图，做成一幅画。

我一般都是白天劳动的时候休息，休息呢就坐在田野，我就马上拿出小本子开始画。画完以后，晚上回家，回知青宿舍，一吃完饭我就开始画。我有时候每天都几乎画到夜里两点，就是要完成那些小画儿。完成以后，我第二天还可以出工。所以我觉得好像那个时候画画是一种营养，就跟吃饭一样，可以给我好多力量。我在插队的时候画了好几百幅小画儿，就因为这好几百幅小画儿，可能就感动了青年艺术剧院的那个领导，他就觉得，呀，真的特别好，特别美，以后我就被录取了。我没有上成电影学院，如果我上成了电影学院，我毕业的时候最好的分配，就是进青年艺术剧院。现在等于我没有上成电影学院，我就直接进了青年艺术剧院。所以有时候命运是这样，有很多地方是你不能掌握的。

采访人：你当时已经看过别人的画册，或者有没有计划去看？

李：那个时候没有任何的资料。我小的时候，我的姥爷是一个古董商，很有名的古董商，他有很多特别美的东西。他有很多外国的朋友，都是商人，给他送过一些画册，我小时候看到过的，给他送过苏联的画册。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一套儿童故事《大象巴巴》，Barbar the Elephant，一套小孩儿的书，好像是法国的。之前文革的时候，我的父母有一些杂志和苏联的画册，别的我们就没有资料了。

采访人：那你后来怎么接触星星画会的？ 

李：接触星星画会之前，我在无名画会画画儿。一开始的时候，我一个人骑自行去北京所有的公园去写生。我特别怕别人看我，我总是藏着。如果我看到一个地方特别美，我就藏在旁边这样画。后来他们也来画。但是他们是一帮人，他们不太害怕。所以他们就坐在河边儿画。就这样，我开始认识他们。公园里，在紫竹院、地坛、月坛。后来，我就认识了芒克，芒克和严力。那个时候我已经开始到处画画儿。先认识芒克。那个时候，年轻人嘛，总是出去玩，我就带着画箱、画画儿的东西跟芒克去玩。这期间又认识了严力。认识严力以后呢，他们玩儿，我画画儿。我们就变成恋爱的关系。芒克认识北岛，北岛认识黄锐，都是一个圈子里，绕来绕去的，就开始互相认识了。我认识“ 星星”的人以后，我第一个感觉就是，嗯，这个组织比无名画会有野心。野心，对！无名画会的宗旨是：我们要重复印象画派。当时我都不知道什么是印象画派。他们就说我们要像印象画派的人一样画画儿。那个时候都是年轻人，尤其是，他们都是男孩子，我是里面唯一的一个女孩儿，首先我会变成被大家追的一个对象，这个方面我就一直保持距离，因为我觉得，这可能也是我的力量。我不想以他们中间一个人的女朋友的身份来加入这个组织，我愿意变成是我自己，我就是我，我不需要附属一个什么人。

采访人：那野心在哪里呢? 

李：野心在哪里？就是我特别想创作一些东西，不是去画一个风景。我觉得你可以被一个夕阳的美景吸引，但是夕阳就是夕阳，它可以激起你当时和大自然融为一体的冲动，与这么美大自然产生共鸣。但是，臣服于大自然的同时，可能有一些更高的可以描绘。我当时说不出来，我觉得可能比大自然更高的是自己内心的东西，我想画。但是我到底想画什么，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只是感觉到星星画会的人要做的不是要临摹，印象派那种画法。从某种角度说，星星画会的人是要以自己为中心去创作。所以我马上就答应了。当时是黄锐和马德升来审画儿。他们是组织者，他们要说“啊，我们觉得这画家不错，他可以进”。后来他们看我的画儿，觉得挺好的，说有想法。以后他们就说，你愿意参加星星画会吗？我就说我愿意。嗯，我也真的很高兴。

后来我就很积极地跟他们在一起，参加所有的展览、创作和活动。在这整个的创作过程中，尤其是我们要在街头展览的时候，那是我可能最有兴趣的，就觉得我们好像真的是一群叛逆者，我们在用画作当作对当局的政治不满的一种武器，来反抗这个社会现状。这种方式对于我来说更合适，因为我不是一个暴力的人。我想每一个人的心里都有愿意这个社会更美好、更和平、生活在自由中的愿望。我们当时都觉得中国的政治是不自由的，也知道自己不快乐。我想，寻找快乐、寻找自由是人的一种本能。当年有很多民主墙的那些民运人士，但是我自己，对我个人来说，我觉得民运人的方式我不是太同意，我又回到了自己。我说我不是一个暴力的人，觉得如果用艺术来阐明自己对生活、对社会的愿望，更为文雅一点儿。

我们“星星”当时在美术馆外面展览的时候，对我来说，这次展览是一种叛逆行为，因为政府不允许我们这种业余画家进入美术馆，所以是一种挑战，这个我心里是很清楚的。但对我来说，一个这样出身的人，从小受过那么多歧视和侮辱，我又不愿意成为共青团、共产党，我都不愿意，因为我觉得他们所要求的那种做人的方式，我是做不到的。我想让这个社会更美好。我觉得我如果要是投票的话，我会投给另一方，不会投给共产党。所以这是我唯一的出路，我没有选择。如果我想对这个社会有一点贡献，或者对我自己，首先是对我自己，争取到更多的自由、更丰富多彩的生活，我当时就是这样想的。所以我在上学的时候，我不愿意参加共青团，我也不愿意参加共产党，因为他们这个行政方式我不同意。因此可以说，当时参加“星星”的时候，我的愿望是改变中国。

采访人：十月一号的游行你参加了吗？ 

李：十月一号游行我没参加。没参加是因为我跟严力在一起。我的母亲说，我们这样家庭的人都是被受冲击的人，死过很多人。我母亲就说，你发疯了，这个事你绝对不能参加。我就从家里逃出来了。我说我不去参加，不去参加，但是我要出去。出去以后到严力家，严力的父亲是共产党，他拿椅子在门口儿坐着，说，你们不许出去，说你们不许参加这种反党反社会的游行。

采访人：你们俩都不许？ 

李：都不许。都不许参加反党反社会的游行。后来我们到的时候，队伍已经走了。已经走了。后来我们就直接骑车到了市委，到“星星”聚集的地方。

采访人：这样看来，你自己还是参加了，你不害怕？ 

李：我不害怕，我没有什么好害怕的。因为对我来说是，如果我希望我的命运被改变的话，可能对我来说，这是唯一的一条出路，就是改变中国。

采访人：那后来两次展览你都参加了吗？ 

李：都参加了。对，两次展览都参加了。

采访人：感觉怎么样，参加这样的展览？ 

李：就像我刚才说的，星星时期，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非常快乐的时期。可能我当时并不知道，“星星”将在中国的艺术史上是一块奠基石。但是就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我参加星星，不仅我自己从情绪上觉得很快乐，在创作方面也是很自由的。不会有同伴说，你不可以这样画。我无论画什么都可以参加展览，这是自由的。第三呢，像我说的，如果我们想改变命运，我们必须从文化上入手，我们必须用一种语言方式来表达，我们想要的社会是这样的。

采访人：什么时候知道了这是一次展览成功？更具体的有… 

李：更具体的，我们把作品都拿到黄锐家，以后有美协的人来审查，看了之后说还可以。就是审查内容，看看内容都是什么。如果有过分的、裸体的，或者有一些有政治色彩的，他们就不让展览。但是绘画很难说你有政治色彩，像王克平的那种，当时就说不让展，不让王克平展。可是王克平最后还是拿出来了。但是我的东西，比如我在 Sotheby’s【苏富比艺术品文物拍卖行】卖掉的那幅画，实际上就有政治内容，当时政治内容。你记得有一个女的叫张志新，她是被枪毙的。她在被枪毙之前，好像她还喊口号，以后把她的喉咙割开，以后被枪毙。这故事全中国人都知道了。【张志新，女，1930－1975，1975年被辽宁省革命委员会以现行反革命罪处死。在行刑前对行将被处死的人割断喉管的“创意”来自于文革中的执法者——一位法医。主要原因并不是为了怕他们大声喊冤， 而是为了阻止他们高呼革命口号。记者陈禹山于1979在《光明日报》上发表长文《她是名副其实的强者》，引起全国轰动。】 知道以后，尤其对我来说，我觉得对我来说触动很大。首先是一个女性，我就觉得她好勇敢。我一直都觉得，好多女性都很勇敢。在一个历史时期，当她们站在前面的时候，她们真的是很勇敢。我当时对张志新的死特别感动，以后我就画了这幅《红与黑》，这幅画就是在 Sotheby’s 卖掉的那幅画。当时我画的就是一个女人，被绑起来的女人，她的喉咙被割开，样子很恐怖，旁边有另外一个女人在喊。我当时画这幅画的时候，真的想过这个政治背景，就是有政治背景的。当时江丰看的时候问，这是什么，怎么这么可怕。就问我。我就说，没有什么，就做了一个梦，这梦特别可怕，他就没有再追究。所以我觉得艺术的好处就在这儿，你不需要把它说得很清楚。

采访人：他知道了吗？ 

李：他不知道。

采访人：他不知道，也没有想到？ 

李：他不知道，他也没有想到。后来就展出了。所以这就是艺术的力量。它所呼唤起来的一种情绪，是语言所无法触及的领域，它是一种 emotion，一种从感情上给对方的一种激情。我觉得这就是绘画的力量。它可能超越了文字。展览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到来了好多人。我当时就觉得，哎呀，这么多人感兴趣，这我们完全没有想到啊，完全没有想到。所以就很兴奋，以后开始想了很多主意，如印一些照片，弄一些资金，去卖这些照片。所以每天晚上就到阿城【原名钟阿城，“星星画会”的成员】家，到阿城的那个办公室。他在《人民文学》工，他也是刚插队回来的。在《人民文学》他有一个办公室，我们在他的办公室里洗印照片，夜里。白天的时候，就把照片拿到美术馆卖。我说的是第二次展览的事。我们洗印好多小照片，以后卖钱。星星画会这么轰动是我们没有想到的。这就是说，我们在做“星星”之前，我们是没有带着个人目的的，没有说我们想出名或者怎么样，完全没有。只是抗争的一种方式，但是可能就是因为“星星”的这个行动，它一下点燃了中国人心里所有的一种共鸣，所以才来了这么多人。

采访人：以后你就认识了白天祥吧 ？ 【法国外交官白天祥（Emmanuel Bellefroid）1975年来北京，认识李爽后与她相爱并订婚。1981年11月，白天翔去香港出差前，安排李爽住进了北京外交公寓。李爽在下楼去见姐姐时，被埋伏于门口的中国警察抓捕。后李爽以“流氓教唆犯”的罪名，被判劳动教养两年。李爽被捕后，白天祥被控支持中国民运分子而被中国政府驱逐出境。】

李：当时有很多外国人，你也是一个，你也是其中的一个。你们对整个的这个 mouvement 【运动】很有兴趣。我们就开始认识外国人了。认识外国人，我当时没有想得太多。我想有些朋友可能比我更有意识，比如王克平，我想可能王克平是最有意识的一个。他可能明白了可以通过外国人做更多的事情。我没有，我可能还比较天真。后来就认识了白天祥，因为那个时候他跟民运的人走得很近，那时我也不太知道他的内情。后来就有很多聚会，跟外国人一起的很多聚会，在一起喝酒啊、跳舞啊、唱歌儿啊。我当时特别喜欢跳舞，觉得这好新鲜（笑），而且法国那个大使，他当时也跟我们在一起，他教过我跳舞，怎么跳舞。

王克平也特别喜欢跳舞。非常喜欢跳舞，年轻嘛，就是好玩儿。又认识好多外国人，觉得外国人跟中国人完全不一样。我们当时的抗争就是要打开中国，没有想到去国外，没有想，因为不知道国外是怎么样的，但是真的有一种朦胧的感觉。国外，外国人更潇洒、更浪漫、更自由，可能比我们更文明、更有文化等等，但都是些想象，所以我们特别喜欢跟老外玩儿。“星星”，整个星星团队本身也是年轻人向往自由，自由和美好生活的一个群体。我们体验的就是唱歌作诗，因为文化那个时候被封掉了，被封闭了嘛，整个文化都是一个死灰状态。

采访人：那你们当时特别跟外国人有关系，经常跟他们来往，有没有中国人跟你们提意见啊？ 

李：不是提意见的问题。就是中国人分成两种人：一种人就是完全不敢，他们知道和外国人接触会有危险，所以他们不敢。我们是完全不在乎。

采访人：那当时在中国，对国外的想法还是算比较好的。邓小平到美国，很多中国留学生到国外，当时是不是有一个开放的、对外学习的感觉？ 

李：当时有，当时邓小平把中国的门开了一点点。但是我们知道，尤其是我，我知道，如果可以出国，永远不会是我，因为我是受冲击的家庭。而且像我们这种人，永远是受监视的一些人。你看，就是我现在去上海，跟大使的这个 conférence 【会议， 会晤】，外企的人还要审查我们谈话的内容。所以我知道不会是我，再开放也不会是我。如果中国开放的话，会是那些标准的共产党员还可以出国。

采访人：之后，你跟白天祥一起以后被抓了，送到监狱里，你觉得这跟你参加过星星画展也有关系？ 

李：这个整个的内容就是因为跟“星星”有关系。可能“星星”的人始终都不愿意承认这一点。但是我被抓以后，我被关在炮局三个月。【炮局是北京的一条胡同。在这条胡同里曾有过北京市公安局的第三看守所，因此北京人也用“炮局”指称公安局。】这三个月呢，他们的全部审问的内容都围绕着“星星”和民运。当时他们抓我是因为我的一个女朋友提供了一些假的证据。中国就是这样，我可以抓你，如果有一个人有口供，我就可以拿着他的口供，无论他的口供是真的是假的，我就拿着他的口供去抓你。当时我被抓以后，他们就要求我提供很多口供，这样他们可以拿我的口供去抓王克平，去抓严力，去抓马德升，去抓黄锐。因为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整个毁灭民运。当时“星星”和民运的人非常近，因为“星星”的游行都是民运的人组织的。

他们利用“星星”的这个事件，去组织一个游行，还是民运的人在背后。那当时的公安局是知道的。所以他们的目的就是通过我的口供去抓“星星”的人。但是他们没有成功，因为我不说。他们就不让我睡觉，三天不让我睡觉，用灯照着我。当时我就想，有一个做人的底线。就是，如果你开始胡说，将来你会怎么办。你出来以后你怎么面对自己的朋友？你出来了，他们进去了，他们被抓了。所以我绝对不会越过这个底线。所以我被关了三个月。最后，他们把我关在一个井里面。我画过一幅这样的画。奇怪的是，我画过这样一幅画，在我被抓之前，好像我已经有一种预感。我一共画过三幅画，都是有预言性的。后来在炮局的时候，八零年十月的时候，他们把我关在一个井里，一个圆的，我在书里都讲过。不知道关了多久，我可能有一夜，或者十五个小时，我也不知道，那后来我出来的时候，他们以为我就妥协了。他说要么你就写一些东西，我们要你写一些东西，按我们说的你去写，要么你就被判。我说那你就判我吧。这是最后一天，第二天早上我就被判了。所以“李爽事件”跟“星星”是完全有关的。

采访人：那跟白天祥… 

李：跟白天祥的努力奔波也有关。因为白天祥他是外交官，他懂如何扩大一个事件，让人来专注这个事件。不然的话，在中国或者在世界各地有很多人都这样被关、被杀死了，谁都不知道。

采访人：这跟他、跟民运有密切的关系也有关？ 

李：也有关。因为在我被… 

采访人：因为你们不能抓他，他是外交官。

李：对，就抓我。而且抓我后来，“李爽事件”变得很大。《北京日报》、《青年报》，所有的报都登了，以后还有电视，以后传达到各个学校。我有好多朋友，说当时他们在学校里都要开批判会，大家都要写文章，都要讨论这个“李爽事件”。所以当时在中国弄得很大，也有点，我管这叫“杀鸡给猴看”，就是要惩罚一个人给大家看。

采访人：那在报纸上讲了，他们在学校里是怎么分析的？ 

李：他们在上面谈的是说，白天祥是法国的外交官，但是白天祥披着外交官的外衣做民运事件。当时就差不多快要点“星星”的名了，在全国点“星星”的名。当时为什么他们在监狱里使劲折磨我，就是让我提供一些“星星”的口供。如果我真的提供了，他们就会在全国点名“星星”，在报纸上批判“星星”。但是我就没说。所以呢，等于他们没有借口抓别人。

采访人：那他们在学校里是怎么讲的？说李爽是什么人？ 

李：说李爽，对，他们利用李爽的生活，说李爽有一个生活问题，李爽和外国人没有结婚就住在一起。这是共产党最喜欢用的一种办法，就是拿性、拿生活问题… 

采访人：后来你什么时候第一次回中国？ 

李：六四以后。

采访人：六四以前你没回去呀？ 

李：不让我回。六四以后回去的，第一次回。我去申请签证，不给我签证。后来我再去申请的时候呢，使馆就找我谈话，让我签一个保证书，说你不要谈政治，不要见外国人，什么什么的。其实“李爽事件”，他们公安局抓我的时候用了好多办法。第一是有一个外交官，一个法国的外交官，是给中国人当侦探的。他有一个故事，很有名，就是他和中国的一个人恋爱，但是那个人是男的，你知道这个故事吧？ 

采访人：对对，知道。

李：当时中国为了抓我，可能做了一些阴谋。就是白天祥去香港，他有另外一个职业，在香港。他走之前跟我说，你不要出去。我确实很天真。他就说你不要出去。结果白天祥刚一走，就有白天祥的一个外交官的朋友和那个人一起到外交公寓去找我。当时就说聊聊天啊，玩儿，没有别的。后来他们就要跟我睡觉，两个人。我当时就傻了，我完全不懂，我说怎么可以是两个法国人，是白天祥的朋友。另外一个人我不认识，不认识的那个就是被法国人关监狱的那个。当时我就生气了，我就不懂，我就把门开开，把他们推出去了。推出去了以后呢，我还没明白为什么。现在我懂了。就是中国想利用这件事情。他不是给中国人做间谍吗？想拿这个来给我安一个做妓女的罪名，但是没成功。如果成功的话，就很容易被他们说，李爽是一个什么妓女，我们有证据。

采访人：那你第一次回中国主要是看家里人？ 

李：看家里人。

采访人：没看别的朋友啊？ 

李：不许。因为我签了一个字，就是说不许见朋友，不许见外国人，你才可以回中国。

采访人：后来你还是经常去，对吧？ 

李：后来就经常回中国。

采访人：那人家很多人知道你的事情，会问你什么，或者你怎么跟他们讨论？ 

李：后来我就是那样一种状态，就是只想画画儿，画很多画儿。对于参与一些活动，不太积极。所以我有一段时间比较隐居。以后就是有了小孩儿，两个孩子，也比较忙，所以我就没有怎么太参与很多活动。

采访人：去年你出版了一本书，回去了也参加了一些活动，现在国内的人讲当时“星星”的事情，他们怎么讲的？ 

李：现在“星星”已经不是一个需要被官方专注的事件了，它是历史，已经三十年了。即便官方对“星星”耿耿于怀，对“李爽事件”耿耿于怀，他们也没有必要，因为还有很多别的事情让他们更关心。“星星”，基本上，比如我们现在正在参加一个中国的艺术大典。央视要做这个艺术大典，其中他们采访的就有四五个人是“星星”的人。

采访人：这是电视台？ 

李：中央电视台——CCTV。所以他们对星星已经没有那么紧张了。

采访人：已经采访了吗？ 

李：这个中国艺术大典，已经采访我了。整个艺术大典有四十个人。有四十个人，有很多时期的不同的艺术家，我是里面唯一的一个女性。

采访人：那“星星”的还有谁？ 

李：星星的还有王克平、黄锐、马德升，他们将要采访，还没采访。

采访人：那你在采访里，是怎么提到政治方面的问题？跟民运的关系的问题？不讲吗？ 

李：他们采访的人要求我们不要太过多地谈当年，只是谈艺术，不谈当时的政治目的，只是谈艺术。还有一点限制，但是不是那么紧张。而且他们也可以随便剪掉。

采访人：那你书里面谈到这些？ 

李：我的书是这样的，我是这么看：到现我对当年中国政府做的事一点儿没有怨，我没有怨气。因为我觉得这一段时期对我的人生来说是一种训练。因为这些事件才可以让我对人生的问题开始思考，才可以让我慢慢地学会放下过去的仇恨。一切都会发生在当下，过去的所有的，不好的和好的。唯一的效果是它，训练我成为一个成熟的女人，训练我可以原谅很多事情。如果我没有生命里这么多强烈的经历，我也不会变成今天我这种洒脱的状态。所以我的书写得很清楚，我可以把当时这个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写出来，但是我不评论，不会说这件事好或者不好。到最后我呼吁的就是说，可能所有当年经历过这些不公平也好、痛苦也好的人，都是应该放下的一个时态。因为中国那毕竟是一个三十年前的中国，我们在学习做人，中国也在学习成为一个有尊严的大国。那人生就是这样，我们需要经历一些东西，一些冲撞，一些矛盾，才可以互相成长。那中国也在成长。你比如我坐两年牢，因为我受苦，很多中国人现在可以跟外国人结婚，那就是说我一个人痛苦可以带来好多人的幸福。我觉得所有的事情都是辩证的，都有它的两面，它有它的正面，也有它的负面的，那么我们为什么要专注在负面上面？我们为什么不专注它的正面？ 

采访人：那你的书出版之前，有没有人要你改什么地方或者删掉什么部分？ 

李：嗯… 中国的政策很逗儿，得分出版社。我的书去了好几个出版社，每一个出版社都很想出。比如说最大的出版社——长江出版社，他们也非常喜欢，年轻人非常喜欢我的书。也可能是因为我写书的站的角度不同，我不是为了揭露或者批判一个社会，我只是在谈一个女人，她在这个历史时期，虽然这个历史时期在中国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时期。我只是说我做了什么，我的同伴们和我一起都做了什么。所以在年轻人圈子里，这本书的口碑非常好。那么第一个出版社就说，哎呀，这本书很好，我们也很喜欢，但是我们不敢出，所以他们就没出。那我找第二个出版社，第二个出版社是博集天卷，也是一个很大的民营的出版社，他们说，哎呀，这本书真好，我们特别想出。后来他们报上去以后呢，报了好多次都不批。那到了第三个出版社【新星出版社】呢，他们报上去就什么都没有，就批下来了。所以没有任何删的，原封不动，好好地就出来了。现在就这本书卖得非常好，评论也非常好。当年出版社出的时候，中国媒体报道，有些大的媒体没有来。没有来不是说这书不好，是因为怕负担责任，所以他们就没来。出版社目的也是说，让这本书慢慢的来，也就是这样，不用一下子宣传得很大，去刺激政府。去刺激政府，就好像去揭一个伤疤。没有这个必要。

采访人：有没有官方的人，这次你回去的时候，跟你说过我们当时抓你是一个错误？ 

李：太早了吧？不太可能。没有。（笑）我觉得有点早。

采访人：三十年了。

李：三十年并不多的，嗨，我觉得有点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