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11月北京大学的竞选运动
一场多元化的选举实验
严格意义上说,除了如今的台湾,中国从未经历过全国范围的自由选举,即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期间情况最佳的局部选举,也无法与西方议会民主制相提并论。
在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很大程度上借鉴了前苏联的模式,施行了非直接选举制度。根据这种选举制度,在最基层,即村和公社级别进行直接选举,选派的代表则进入上一层机构进一步参加选举。这种方式很大程度上延续了苏联模式,也就是说,根据这种规则,候选人人数与席位所需人数一致,以是非选择决定谁入驻该席位。此外,候选人名单需要得到共产党组织以及其下属的选举委员会进行批准。
公开辩论、程序式讨论或拉票活动。选举更多流于形式,有时甚至演变为一种庆祝活动,其结果则总是显示百分之百赞成票。在六十到七十年代的政治动乱期间,甚至没有举办过这样的仪式化“选举”。
从这一角度来看,1979年7月由全国人大通过的选举法(1980年1月1日起实施)对1953年的旧法律法规进行了一系列相当激进地修改,例如候选人人数超过所需席位人数,使用公开提名程序。根据新的选举法,较高层级或市区级别也进行直接选举。每个组织和个人都必须——有至少三人投票支持——才能成为候选人,最终选举则必须在“民主协商”或通过初选进行。
北京大学的“竞选活动”
北京大学的“竞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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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的预选(先选出三名候选人)最开始定在1980年11月,参选学生还组建了自己的选举委员会。
选举开始前几周,校园内就开始进行了各种各样的选举活动,诸如候选人演讲、公开辩论、使用选举杂志以及大字报形式宣扬候选人观点等。根据官方统计的数字,共有29名候选人角逐海淀区地方人民代表大会的两个学生代表位置。
候选人中也不乏一些早在一年前就以其在民主墙或民刊中的文章而知名的人权斗士。其中一名女学生(共有四名女学生候选人)着重强调中国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总体来说,候选人中既有亲政府派也有批政府派。
美国记者吉姆•劳里(Jim Laurie)为当时的 ABC 广播公司制作了关于北大选举竞争的电视报道。
大多数候选人在露天空地、餐厅或大学礼堂进行公开辩论。这些活动通常都有几百名学生参加,有时候甚至人数破千。张贴于三角地的参选观点被热切地阅读及传抄。
内容上来看,很少涉及本地或高校的问题,而是大多关注大型的国家级主题:政治自由、对毛泽东及其文革的评价、国家的经济状况、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或者妇女政治权益问题。
大字报(或黑板报)上,候选人张贴其简历、参选观点、有时候也有长篇论文,使用更多传统政治言论,而非新的民权运动的修辞手法。
在一份大字报上有18名候选人的照片和介绍,并有对时事政治话题的简短回答(比如:“你怎么看待毛泽东?”或“你如何看待共产党的领导?”)。其答案通常并不激进,甚至很多都没有口头辩论时坦率。
许多人对毛泽东的评价非常正面(“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只有少数人给出了反对性意见。对于文革的评价几乎所有人的意见都是否定的,称之为“失败的革命”、“大混乱”以及“大反动”。问及“当前政治的重要内容”时,大多数人的答复则为“民主化”或“民主改革”,只有少数人认为经济改革或提高生活质量应排在首位。少数人对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提出了质疑,大多数则认为应进行“结构调整”或进行反“官僚主义”运动。至于关于当时已经被判十五年监禁的著名民权运动者魏京生问题方面,几乎所有人都觉得判“重了”,许多人主张重新审判、要求透明公开的证据。
候选人
争夺海淀区人民大会这两个学生代表席位的三十名候选人中,很快就涌现出几名比较出众的人物。他们举办的活动参加者甚多,他们的参选要求与建议被热烈讨论。
哲学系研究生胡平,在他的竞选宣言中提出了言论和出版自由,并称这是“公民最基本的政治权利”,他写道:“有了它们,不等于就有了一切;但是失去了它们就等于失去了一切”。民主的标准则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且必须在中国谨慎推进。
他还认为,中国低下的经济水平不应妨碍建立稳固的民主基础,在目前有限的情况下,能够给予人民的最重要工具就是言论自由。胡平将自己打造为一名审慎的理论家和对现有社会系统的批判者。
中文系学生、作家与女候选人张曼菱受到了特别多的关注。她专注于女性权益,但是她的听众分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阵营。她提出 “女性”应具有“东方美”,正如男人应该有男人味一样,说女人需“兼具优雅、大方、智慧与温柔”,社会不应仅以“纯粹的生产力”来评论高下。
由于她在一场晚上举办的会议中受到了人身攻击,她写下了这篇《女子也是人》的大字报,引发了更多的——有时候也有些混乱的——两极分化的讨论。
来自应用物理系的王军涛,曾参加过1976年的天安门运动。他与共青团联系紧密,之后不久就成为共青团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后来共产党总书记胡耀邦还与他亲自会面,并受到他一些观点的影响。
他的文章和竞选宣言中对文革以及共产党历史上的其他偏差失误提出了批评。
他要打击腐败干部、支持政治民主化,在一次讨论会上,他指出毛泽东不是一名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一名独裁者,因为他从未实行马克思所提出的,以及巴黎公社所弘扬的民主。
国际关系系学生房志远以《社会主义=共同财产+民主》为题撰写了他的选举宣言。
与王军涛和胡平一样,他与民主运动的民刊也联系紧密,他是广东杂志《人民之声》在北京的代表。
他对毛泽东提出批评,质疑共产党的领导角色,要求实行多党制,支持言论与出版自由。不仅如此,他还撰写了媒体与出版社法规草案。
夏申是一名特别活跃的候选人,他写了数不清的宣言,出版了他自己的选举杂志《公民》,还举办了许多活动。他的观点涉及范围广泛,但是他的表述常常显得过于艰深。
比如,他在一场预选采访中说:“马克思主义只是人类的优秀文化遗产之一”,马克思已经去世一百多年了,自那之后,世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不能在马克思那里找到所有问题的答案,但是可以去假设他会如何处理某些特殊问题。
虽然夏申自己是共产党员,他表示党的利益不应高于人民的利益——如果他当选,他会首先遵循人民的利益。他还说:“我们必须分权,将权利分回人民手中,并将政治经济权力民主化,解放思想。”
杨百揆也是国际关系系的学生,将十年文革比作“大封建主义倒退”。在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哪个更重要的问题方面,杨认为中国首先需要经济的发展,然后是人民的自由。
只有在这个基础上,中国才能从封建主义的枷锁中真正解放出来,并实现诸如言论及出版自由这样的其他的公民自由。
杨还认为知识分子肩负重任,他说:“知识分子是社会的最先进的力量”。
来自经济系的候选人张炜主张支持知识分子与工人、农民建立紧密纽带——就像毛泽东反复强调的那样。张自称是温和改革的倡导者。作为大学学生会的主席,他相较他人更有政治觉悟。然而,他也把“改革”、“民主”以及“反官僚主义”作为自己的中心词,在他的竞选宣言中,他写道,不能说民主是“暂时的稳定”和“经济繁荣”的障碍。
此外,还补充一件轶事:当时的北京大学经济系学生、现中国总理李克强是张炜的支持者。陈子明在他的书《宪政的萌芽:1980年竞选运动》(真相出版社,香港2013年版第二册第601页)中附录,李克强的名字出现在支持张炜的一份推荐大字报上。
哲学系学生杨利川是他所在的研究生班的党委书记,以其非常规的竞选方式而大放异彩:他在室外的讲台上发表演讲(而其他人则选择在礼堂举办活动),他反复出现在他的竞争对手的竞选辩论会中并表达自己意见(还总是佩戴扩音器,让自己的声音能被更多人听到),他常提醒其他竞争对手谨防“政治诱惑”。对于社会主义,他认为存在一种“信任危机”,但他仍希望进一步发展和民主化。
另一名女候选人刘娟,并没有写长篇累牍的竞选宣言,而是发表了许多关于北京大学的女学生的调查和研究,针对其健康问题和实际的大学生活问题。她的竞选座右铭就是:“为人类自由发展的一切而奋斗。”
其他受到大众关注的候选人有:田志立、于大海、姚礼明、易志刚、卢敬利、袁红兵、薛启亮、姚礼明,以及两名女候选人刘卫和许欣欣。
选举结果
选举结果
根据初选规定,应在选举后留下三人最终角逐那两个区代表的席位。初选于12月3日举行,胡平、王军涛和张炜拿到了最多票数,并将参加12月11日的最终选举。选举结果让当局又惊讶又尴尬:排名靠前的两人都是著名的民主运动活跃分子,均为参加过1976年的天安门抗议运动的“老兵”,也同时都是民刊的常驻作者。
6094张有效投票意味着高达91.2%的投票率。胡平最后获得3467票,王军涛2964票,张炜2052票。胡因此被选为人民代表。但是王军涛因为没有达到一半的支持人数而没有当选代表。一周后又在剩下的两人中举行了新一轮的投票,但由于选民人数太少,还是没人能获得超过50%的支持率。
于是,选举第二个地方人民大会代表席位的事情不得不以空缺为结果告终止。而被成功选上的胡平慢慢也对他选举胜利的政治意义抱持怀疑。大学上级首先给他施加压力,要他不要接受这一代表席位,胡平却依旧坚持参加了第一次会议,却发现他还是无法得到相关信息,而且作为“人民代表”他所能做的决定少之又少。
其他高校的多元化选举活动
其他高校的多元化选举活动
在许多其他高等院校也进行了类似北京大学的选举运动,比如: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学院、中国科学院,以及位处上海的复旦大学以及在武汉、贵阳、青岛和长沙的部分高校。一些民主运动的激进分子获得了地方人民代表的席位,比如北京的陈子明或者上海的傅申奇。
哪里都有多元化的选举——伴随着关于中国政治大问题的辩论——却成为仅存一次的活动。1982年,全国人大对于选举的组织进行了修改,公开的选举活动不再举办,并且明确要求候选人必须“投身社会主义”。